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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详情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9-14 来源:茶叶出口 作者:吴承明 浏览次数:210
 解读清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详情

    我国早有相当广阔的茶叶市场,并形成商人资本茶商。因实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利权,利润优厚。清代茶商可分三大类型。一为安徽、福建商人,属主要茶产区茶商,尤以经营安徽祁门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行销四方。二为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后以经营边茶为主,行销康藏。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其中尤以晋商即习称西客者实力最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

    我国茶叶亦早有出口。17世纪时即有荷兰人来澳门购茶,而以陆路输俄国为大宗。18世纪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输英国为主。1833年以前,中英贸易为英国印度公司所垄断,而茶叶占该公司自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80—90%,其增长情况如表2—45。估计鸦片战争前全部水陆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销量的23%左右,价值约858万两,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但因系广州一口通商,茶商茶叶由江南产区翻越大庚岭运至广州,路途艰远,需时六周至二个月,费用很大。而出口业务由广州十三行经手,利润为十三行及东印度公司所夺。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利润年达350万镑,英政府亦获同样多的税收。

    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转移上海。徽州绿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转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经九江运上海;水运都不过10日。浙东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而武夷山茶运福州出口,只需4日。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茶区的出口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全国出口量的73%。从事茶出口的华商,亦以此三大口岸为中心,进行运销。

    表2—45: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伦本土茶叶量值(1760—1833年) 每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4—15页。  
*1817—19年平均数

    由于国内运输路线缩短,出口茶价下降。但在1876年以前,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递增,出口茶价尚维持较高水平,华商运销获利亦厚。1877—1888年间,出口量增长更快,惟已受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影响,中国茶出口价猛跌。1888—1894年间,虽价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传统的输英茶叶下降尤甚,赖输俄茶增加,稍为非作歹弥补。这时从事出口茶的货商,亦陷入不景气。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过内销茶,但因茶价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时的400万关两降为300万关两。这期间的茶叶出口贸易情况见表2—46。

    表2—46:甲午战争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 出口量包括经樊城陆路运俄数字,以及1887年后九龙、拱北与香港、澳门的帆船贸易数字,故较历年海关统计出口量为大。  
说明:** 据海关统计。
*** 按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值平均计算。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204—1205、1606、1644页。

1、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鸦片战争前的茶商,基本上是从事国内贸易的旧式商人,其经营出口茶者,除传统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外,也只是将茶卖与广州十三行,本身不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出口中心移上海,就有一些“多领洋人本钱”的新兴茶商,“挟重金以来”产区,代外国洋行购茶。继之有人开设专与外商作交易的茶栈,以及加工精制茶的茶厂、茶号(国内运销主要是毛茶,出口茶则需再加工)。上海茶商行业发生分工,主营内销者称本庄,主营出口称洋庄。70年代时,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采购毛茶,在沪加工精制以销外商的茶栈(5),也有三四十家。在福州,经营出口的茶庄基本代替了原来的西客,乃至在武夷茶产区,“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起,道光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汉口原有领部贴(茶引)的旧式茶商20多家,开埠后,俄、英等外商来汉设厂收茶,即出现专与洋行买卖的茶栈七八家。经营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阳、羊楼司等茶产区,1886年达299家。汉口输俄茶原来由西客经营,在恰克图有山西庄100庄,改由海运出口后,西客均告衰退。三大茶埠之外,其他口岸亦出现新式茶商。如九江1861年开埠时尚无茶栈、茶行,次年即出现十六七家,1882年连同宁州、武宁、祁门等产区有茶行344家。


十三行全盛时期,被称为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1)原广东十三行行商改设茶叶行栈。鸦片战争后,广东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虽告废止,但旧行商还继续做茶、丝生意。广东的外国商人也都认为新商“不及旧商之可靠”,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余家”。外商的“寓所栈房”,也是经奏明“先向各洋行(注即旧行商)租赁”。据《广东十三行考》:“鸦片战起,洋行制度(即公行制度)隳坏,然十三行犹复改称茶行,继续营业,至咸丰一火始替”。 1838年,广东行商共11家,有材料说,到1846年减少1家,从1845年至1855年增加3家。


伍崇曜

    值得一提的是,旧行商还企图继续垄断茶叶出口业务。“粤商亦曾一再计划,冀将已废之公行制度,改头换面,使之复活。其最著者,厥为呈请官厅特许商人设立茶栈,并将输入(按指从产地输粤)之茶,悉行卸栈存储”。此项活动是以原十三行总商浩官伍崇曜为首进行的。伍崇曜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茶商,与美商旗昌洋行关系密切。恢复官办茶栈事,曾经两广总督批准,并由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发布布告,卒因外国商人反对甚力,未能如愿以偿。

(2)原广东从事华洋贸易的散商,流寓外埠,充任掮客,最后自开栈号。上海的阿林(A lum音译),就是其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

    阿林是上海开埠初期,随外国洋行北来的一个广东散商。开始充当英国商人的掮客,他在上海一方面教授本地商人以中西交易方法,同时将英国制造品介绍推销到内地,又推动内地丝、茶商人来上海与外商交易。由于博得英商的信任,遂给予贷款8,000元开设一家义升行仓栈(Esang Hong),当时几乎所有外商都把货物交阿林处理。1845年由阿林经手的贸易额,竟占到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年因棉布超量进口,造成市场呆滞,货价暴跌,义升行终于倒闭。据说当时所欠对外债务达90万两。阿林在1847年再次来沪,重整旧业,终于又拖欠内地茶贩帐款4万元,最后一走了之。


上海外滩 1930s

    上海稍晚些时候的林阿钦(Lin Achin 音译)是又一例。林阿钦也是由广东来上海的商人,受雇于怡和洋行当掮客,由于行东的信任,被赋予怡和“特约代理人”的名义,总办该行在福州地区华茶收购业务,按交易额收取2%的经纪费用。林阿钦自己开设的行栈名福兴隆,1859年经这家字号为怡和收购的华茶即超过9万两。

(3)产地的茶商和其他商人到通商口岸开设茶栈。上海的谦和、元吉、仰记、久成、震和等茶栈,都是由浙江平水茶商来沪开设的。他们在沪设栈直接卖茶给外商洋行,可减少中间人费用。上海的方镇记,则是浙江镇海方家开设的。方家起家人方性斋,原在上海经营钱庄、丝号、糖行、杂货,当时钱庄都与丝商、茶商有贷款往来。方家遂设方镇记,一方面到湖州收买土丝,到绍兴、嵊县收买平水绿茶,卖给洋行;一方面向洋行买进棉布,向内地推销。

    又如湖南安化茶产区,原有山西省人经营黑茶。“迨海运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即向日晋商之专制黑茶者,至此亦改制红茶为尚”。类似情况也见于建德、巴陵、宁州等地。山西茶商还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庄、口庄(蒙、俄方面贸易)的栈号,光绪年间有牌名可考的,即有16家,如德巨生、三德玉、长盛川等。

(4)洋行买办开设茶叶行栈。这是当时各口岸普遍的现象。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厦门汇丰银行任买办达20余年的叶 秋,开设瑞云茶栈,同时他也是源通银号和汇昌、厚诚钱庄的东家。汉口规模较大的茶栈,几乎都是由买办开设。著名的鸿遇顺茶栈,是汉口宝顺洋行买办、汉口茶叶公所负责人盛恒山开设的。俄商阜昌洋行买办唐瑞枝,是厚生祥茶栈主人。阜昌借助唐瑞枝及厚生祥茶栈的活动,80年代末每年运出红茶达五、六十万箱。


怡和洋行

    上海洋行买办经营茶栈的,历史更久,人数更多。50年代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曾寄圃,60年代怡和洋行买办林钦、唐廷枢都是在任职买办同时开设丝茶行栈。郑观应在60年代离开宝顺洋行,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之前,“承办和生祥茶栈,代两湖、江西、和徽州茶客沽茶”。这些茶叶行栈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林钦、唐廷枢等伙开钱庄3家、茶栈1家,另在内地设茶庄7所。经营资金不下十几万两。稍晚些时候,有杜德洋行买办鲍达祥、同孚洋行买办卢家茂投资于公升茶栈;仁记洋行买办丁家英投资于慎源和 昌盛茶栈;瑞昌洋行买办李邦贤投资于源成永、恒益两家茶栈。郭惠伦担任丹麦宝隆洋行买办,是靠忠信茶栈老板陈翊周的支持,郭的买办收入要同陈分拆。



唐廷枢

    在这个时期,上海经营茶栈历史较久、成绩较著的,当属徐润和唐翘卿。

    徐润在1859年与买办曾寄圃等“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两年后又“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因“大得其利”,遂“合股续开福得泉、永茂、合祥记等于河口、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茶栈)合办茶务”;1862年再与徐芸轩全开宝源丝茶土号。总计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独资或合资开设的茶叶栈号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1868年,他离开宝顺洋行,更是全力集中茶务。自立宝源祥茶栈,加增漫江,羊楼司、崇阳、湘潭、长春街、泮溪等昝茶号。他在各地开设的茶号,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后”,为当地茶号的大产。这时他自己也自翊“颇知茶味,各路清楚”了。


徐润

    徐润经营茶叶的收入,未见面记述。徐钰亭说他“年中行内入息过万,……白林庄 三四万”。温州白林一处茶号收入即有三四万,他开设外庄茶号共有十余处,其总收入可以想见。正是在这几年,他投资于房地产、典当、购买股票等总额达到320多万两。1873年,李鸿章扎委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后,他经营茶叶也从未间断,1883年还出银4.5万两买下汉口善昌升茶栈(连同码头)。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徐润受累濒于破产,官职参革,闲居上海。1886年经各友相劝,重作冯妇,集资、借款20万两,对各茶号放款、搭股,但因各种不利条件(天旱、价格等),结果只能是“空忙一番”了。


唐翘卿

    上海另一个有名的茶栈商人唐翘卿,广东人,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的族兄弟,在上海人多称他小名为“阿槐”。上海开埠不久,唐就创立谦顺安茶栈,被认为是上海开设最早的、有实力的茶商之一。唐的经历是先茶栈,后买办,由谦顺安老板而后成为茶商元芳洋行的茶叶买办。有资料说他还担任过汇丰银行买办、福州怡和洋行买办。1868年上海成立茶叶公所,他和徐润、唐廷枢等都充任董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深入到汉口,唐又在汉口开设谦顺安分行。上海谦顺安则交给外甥祝镜澄管理。这个茶栈在沪、汉两地都是有名的大茶栈之一。唐翘卿的长子唐叔 ,清末曾任驻马尼拉领事;次子唐季珊,留学英国,并曾考察国外茶叶市场情况。1916年,唐氏父子创办华茶公司,由唐叔 任总经理,唐季珊协助,成为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直接向国外出口的民族资本贸易茶商。

2.茶叶的交易环节和中间剥削

    我国茶叶贸易的交易环节甚多。内销茶相对说少一点,茶号从产地收购的茶叶,运销各大城市,经由当地茶叶中介商,转销客帮并供应当地茶店(有些是批零兼营)。外销茶则要经过更多的中间商人,每经转手,都要从中取利。外销茶在国内市场的流通过程及经营环节,可示如下图:

(1)茶栈茶栈大都设于通商口岸,是适应外国洋行进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出现的。最早的行栈,大都是丝、茶、土(鸦片)兼营,甚至同洋行用易货方式交换进口货物。它既中介取佣,又有自营业务。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随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出现了专业茶栈;80年代后茶叶价格下跌,自营业务常冒险,许多茶栈就“自己不做交易,唯为人作掮客,代客买卖”。


清代茶商

    茶栈组织出口货源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利用同乡关系,组织地区性帮别行栈,各有固定客户;有的是在产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在产区茶号搭股;更多的是新茶上市前派人去茶区,给当地茶号贷款,预先取得茶叶收购权。1889年沪、汉两地茶栈对汉口茶市贷放的春季茶银有300多万两。


福州档案馆保留的生顺茶栈印章

    茶栈本身资金一般不过一二万两,但放款有时多达一二十万两,这主要是靠钱庄的信贷支持;而钱庄又是靠外国银行的拆错。钱庄向茶本放款入利息一分,茶栈转借茶号则在一分五上下。所以茶栈不仅是外销茶贸易中介商,还是个融通茶叶流通资金的信用机构。

    外国洋行一般不同内地茶商直接交易,必须茶栈为之居间。成交后,茶叶的品质、数量发生纠纷,茶栈要负一定责任。茶栈介绍成交的佣金,一般为交易额的2%,但实际收入要远比此为多。1860年一个记载说,茶号经茶栈卖茶给洋行,付给茶栈的费用,包括佣金、通事费、破箱费、关税等,约为茶价的10%。20世纪初,祁门茶号经上海茶栈售茶,不包括关税,付出的佣金和名目繁多的费用,占到交易额的7.5%。

    茶栈设有仓库、旅舍,接待客商。备有通事,代客向洋行兜售货物。货物售出前,遇有资金周转上的急需,还可以存货为抵,由茶栈通缓急。茶栈能为外地客商提供种种便利,所以深受欢迎。但有的客商也常遇到茶栈勒索,只好甘苦自尝。

    茶栈内部,经理之下设有管帐、书手(管文书信件)、通事(跑街)、茶楼司事、学徒等人,另外还派出人员,驻于茶区,负责贷款、汇兑及茶叶的收购、转运事宜。

(2)茶号、茶客 茶号(指洋庄茶号,有的地方叫茶厂)为收购并精制外销茶运口岸销售的加工厂,开设者多为茶区或茶叶集散地具有资产实力的地主、资本家、豪绅等,流动资金来源,大部分靠茶栈借贷。此外,上海等口岸城市还有一种称作“土庄茶号”的,系将内地运来之毛茶,就近加工为精制箱茶,经由茶栈,卖给外商。


成都大昌祥茶号广告牌

    外销茶的加工分两个部分:自采摘鲜叶起,至凋萎、揉捻、杀青或发酵、烘晒等粗制加工,由茶农负责进行;烘焙、补火、筛分、拣选等精制加工,由茶号负责完成。外销茶因要求质量较高,故精制手续颇繁复。茶号设有一批技术人员专司其事。

    茶号收购对象,包括茶农、茶贩、茶行等,并不固定。习惯上收绿茶的茶号,并不由农民直接送来,而是由茶号自派茶客(亦称水客)到各乡收买。茶客下乡,为了节省费用,多在当地茶行开秤收购,谓之“投行”。茶行代茶客招徕、介绍茶产、天方评议价格,撮合成交。收购茶叶的价格、质量等,由茶客最后决定。收妥的茶叶,再雇力夫运茶号精制。

(3)茶行茶行也是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多在产茶区,为数众多。他们中介取佣,与通商口岸的茶栈相似。不同的是:茶栈专中介精制茶的交易,卖方为内地的洋庄茶号或通商口岸的土庄茶号,买方为外国洋行。茶行则是中介毛茶交易,资本较小,卖方为茶农、茶贩,买方为制造外销茶的茶号及贩售内销茶的茶叶店。


清代茶行

    在产茶区开设茶行,须向地方政府申请,领得牙帖,始可营业,故茶行亦名牙行。茶行负责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茶贩之间的交易,从中取得茶农付给的2—3%的佣金。水客照规定亦需交付佣金,但茶行为招徕号商,多不收取。茶行介绍水客的收购方式,在浙东多为伴同水客到茶农家中看货议价,茶行负责导引,帮助评议;皖西、皖南多为水客在茶行开秤,茶农就近挑来出售;祁门则由茶农与茶号直接交易,几天茶行居间。

    茶行除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交易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接待外地茶贩,临时收购或介绍与茶号成交。例如安微屯溪镇为茶叶集散地,每年外运数量甚多,但所在地休宁县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于是毗邻地区的皖、浙、赣各地茶叶由茶贩贩运而来,每逢茶季,各地茶贩麇集,茶行即出面接待,并居间介绍向茶号售卖。茶行可得买卖双方佣金,为数不少。拥资雄厚的茶行,有时且自为贩客,自设庄号,既作中间商,又自营贩运购销业务。

    产区茶行之外,通商口岸也有茶行之设。他们基本是代客买卖,应客商急需,有时也作价收购。上海茶行经手的内地毛茶,主要销路有三:一是精制出口箱茶的土庄茶号;二为经营沿海、近海贸易的客帮,如销往厦门、广州、南洋群岛的南洋帮,销往营口、天津、烟台、青岛的北洋帮;三为制造内销茶的当地茶叶店。其中以客帮的销路最大。它们由跑街布样,兜售议价,取佣较茶栈为高,有的达百分之四五。

(4)茶贩茶产区都有一批茶贩。茶农距茶号、茶行过远,即就近卖与茶贩,由茶贩转售,从中收取购销差价,所以茶贩一般都需有一定数额的自筹资本。从事茶贩生意的,有没落地主、富农,也有地痞、流氓。这些人平时不治生产,但对看茶有几分经验,茶季即从事茶叶贩卖。

    茶贩一般为“扁担商”,购销数额不大,每次百斤左右,以一根扁担挑动为度。浙东四明山区,有的以咸鲞换茶,担进担出。他们一般不纳捐税,逢低购进,看行情有利,即短期囤积。有的可积累几担、几十担资本。有些茶贩,几个合伙成一集团,购销茶叶的量较大,一般都有囤积待利的周转余地。

    茶贩的购销对象是茶农和茶号。因之,他们一方面有一套拉拢茶农的本领,攀亲道眷,巧言令色,直到做成交易为止;另一方面又与茶行茶号厮混甚热,吃喝勾搭,分肥牟利。茶号利用他们作眼线,了解各乡茶叶生产、存货数量、品质等情况,同时制造价格涨落空气,散布停庄止购之类谣言,诱使茶农上钩。茶贩收购茶叶,往往是压级压价,拖欠茶银;向茶号交售又是加价“戴帽”,两面三刀。所以,人们常你他们为“两面刀”。

    有些有实力的“长腿”茶贩,还与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挂钩,长途贩运。有的茶贩本逐步积累,上升为茶号主人。浙东平水茶帮中,经营茶叶有百年多历史的绍兴王化宋家,就是从茶贩子起家,成为茶业巨擘。

   上述茶叶出口贸易的各个交易环节,在交易过程中,都有一套陈规陋习和花样繁多的盘剥取利办法,这些中间盘剥,可大别为二级。

    第一级是洋行、买办以及茶栈对内地茶商的盘剥。内地茶商茶叶的国际市场需求、银汇变动、价格涨落,几乎是毫无所知。外国洋行利用它独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就在价格方面联合垄断。“如茶市,英商照会俄商,不许放价抢盘,俄商即允照办理”。或洋商故意抬价开盘,使华商将茶大量集中口岸,然后抑价收购,叫“放盘杀价”。“洋商抬价,则[华商]尽力多囤,一旦跌价,则又急思脱手。……颠之倒之,一任洋人之所为,播弄华商不竭血本不止”。因外商抑勒茶价,1892年,汉口茶帮“纷纷减价求售,致亏本银一百数十万两,洋行大获其利”。次年,“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1893)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

    除操纵价格外,洋行收茶还在看样、过磅、会款等方面,有许多陋规,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留取样茶:内地茶商将茶运抵通商口岸,向洋行出售前,例而破箱取样。这些样茶,即归洋行买办及茶栈经手人中饱。天启的茶箱,洋行过磅,例称“下一件”,即扣除若干斤。一箱茶约重50的,多批交易,自可积少成多。

    二五听磅:茶号向洋行售茶,由洋行、茶栈各出一人会同货主过磅,货主担负过磅费,另外扣除“明亏暗吃”,容许洋行买办公开吃磅。每箱茶重50斤,旧例,以茶叶干燥不足为借口,需扣5磅左右;后以茶商群起反对,改扣2.5磅,称二五扣磅。实际不止,每磅折合市斤应为0.9071斤,但外商系按0.9075折算。以上两项合计,每担茶实扣数约合4.5375斤,占5%左右。

    九九五扣息:华洋茶叶交易,洋行多不按期付款。少数付现款的就要有一定的折扣,遂有“九九五扣息”产生,即茶价1,000元,实付995元。以后不论付款期限工短,一律扣息,成为陋规。

    延期付款:茶叶售给洋行,照旧章,交货过磅在一星期内办清,同时即付给货款,但事实上,洋行往往迁延时日。70年代初,苏伊士运河开航,中英电讯直通,经营出口茶叶的外商,更采取茶叶装船之后,以银行结汇付款办法,称作“装船银子”。1873年,内地茶商曾要求“货既过磅,须即行结帐付银”,洋商恃强不理,反诬华商“其意不善,其事难行”,于是装船银子,成为惯例。用这种办法,洋行买茶几乎无需资本,但华商需等待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时间,才能收到货款。华商都是借款办茶,须继续承受利息负担。

    上述这些中间盘剥,为数相当可观,从1868年到1894年,我国出口茶叶总值约为9亿关两,如果按照上述吃磅5%、扣息5‰合计,内地茶商即受损4,950万关两。留存样茶、延期会款增加的利息负担,更难计数。

    茶栈参与洋行、买办对内地茶商的盘剥,本身亦可分取余沥。例如,样茶茶栈有份;洋行延期付款,茶号借款不能早期归还,茶栈即可坐享更多的利息收入。有些洋行付款不是按每批交易清结,而是合数批整付,不指明某号单位,这样茶栈就可推称货款未到而以之作为周转,并使茶号延长利息负担。

    此外,茶栈代茶号垫付的运销费用以及各种名目的税捐、佣金等开支,或者浮报,或者中饱,为数亦复不少。1852年,英人福钦(Fortune)写的《中国茶区旅行记》,曾记述当时每担成本4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1两。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操纵的利润就有4两,即达成本的25%或售价的22%。稍晚些时候的调查材料,也说到祁门茶号委托上海茶栈出售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20%左右。有的调查者说,“茶价八折,已成为祁门红茶习惯商法”。

第二级是茶号、茶贩、茶行等对茶农的盘剥,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项。

    高秤收进:浙东茶号一向用“司马秤”,20两作1斤,比之市上通用的16两秤,每担(百斤)只折合80斤。安徽祁门则是通行漕平22两作1斤。湖南安化历来用七六扣秤,每百斤作76斤。其他有些地方甚至用三七秤、对折秤。“茶商入山买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32两以外者”。总之,茶农在出售茶叶时,只在秤量上每担就要吃亏二三十斤以上。

    留取样茶:茶农出售茶叶,每袋均需解开袋口,让“检样手”从中取样评议。一般每百斤取样2斤,有的取样几次,多达四五斤。样茶在成交时,向例不过秤,留归茶号。

    除皮、杀秤:售茶过秤,需先减去皮重(包装重量),茶叶布袋重量每袋不过1斤(16两),茶号规定每袋除皮1斤(20两或更多),布袋稍厚或有缝补,就要除皮2斤。过秤时,不少茶号秤手或茶贩“高悬短喊”,能在每担茶中压低一二斤,又使茶农觉察不出。

    付款折扣:安徽六安一带,买茶叫价是银两,再折成钱文,最后合成银元实付。每次折算,或贬值,或抹零,总是茶农吃亏。湖南安化买茶,向用九七制钱,等于茶价九七折算。浙东平水地区茶号结付茶款,要搭配小洋三成,小洋以10角作1元,但市面折换率往往是1元可换12角左右,以此推算,100元实付只抵95元。

    抽取佣金:茶叶行号代客买卖,只收卖方(茶农)佣金,一般为2—3%。安化茶“每串扣钱50文”,平水茶也是扣佣5%,百元茶价,茶农只得95元,称作“九五圆账”。

    此外,在交易过程中,茶号、茶贩、茶行等,或借口样货不符,或推称干燥不足,都要再打折扣。偶尔发现杂质,更是百般刁难。安化甚至是不论有无灰末,每担一律扣茶4斤。茶农一般穷困需钱急用,明知吃亏,也只得委屈成交。经过上述七折八扣,百斤茶叶,往往只剩下60斤左右的收入。不仅如此,茶号、茶贩经营亏损,就要拖欠茶款,茶农无力声讨。有时在当地士绅斡旋下,折扣付还,甚至只付一二成,茶农也无可奈何。

3、出口贸易茶商的盛衰

    在甲午战争前,经营出口茶叶的华商已形成一个大的商业资本,它们以外国洋行为靠山,建立了从口岸到产区的收购网。而茶叶的生产者则是个体的小农。小农不能自己推销产品,也无力抵抗流通中的盘剥。因而,在茶叶大量出口情况下,茶商的利润总是很大的。当时一些论者如:“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之从前不啻倍蓰”;“赢号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谋效”“浮梁巨贾,获利颇多”等,类皆言而不详。但是,从一些茶商发家的情况中,也可略见梗概。

    前述口岸较大茶栈,多是洋行买办所设,他们就都是从茶叶贸易中获大利者。其中徐润、唐翘卿的事业尤为显著。徐润一生以买办而经营洋务派企业著称于世,实则他经营茶叶达27年,从他80年代以前的活动和收入看,实际是以茶发家的,故房地产等事业失败后,仍不放弃茶叶经营。唐翘卿是由茶商而买办,由上海而汉口,由父而子,成为茶叶世家。余如林阿钦、刘辅堂等,更都是茶叶起家。刘辅堂原为票号帮工,后任汉口俄商新泰、阜昌洋行买办,并自开广昌和茶栈,去世时有资财200万两。

    前述上海茶栈不少是浙帮平水茶商所设,平水绿茶是上海出口大宗。平水富商董久大、宋瑞泰等,都有百年经营历史。宋两面泰除开设瑞泰栈外,他家还有带“瑞”字的行号八九家,每年经营出口箱茶以万计。他的后辈宋济川(开设瑞隆号),更是富比王侯。

    福建茶产区,新兴茶商购买原来由寺庙据有的茶山,道咸时,每家经营资金“动辄百数十万元”(可能是包括借款)。福州茶叶出口,在80年代初曾超过上海,福州茶商利润也大。90年代初的一个记载说,福建茶产区有名声卓著的百万富翁18家,其中最小的也有资财200万元,最富的达800万元。这时茶叶贸易已趋不振,但他们仍在经营。

    其他茶产区情况亦相似。如江西,“因茶叶致富者不下数十百家”。1871年,湖南14个茶产区有茶行160家,湖北7个茶产区有茶行94家,而这些茶行中,有100家是江西茶商开设的。湖南湘乡的朱紫桂,原在一米店司事,“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这是1867年左右的事,“既而逐岁贸茶,积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

    随着茶商的增长,各地相继成立茶叶公所之类的行业组织。1868年(同治7年)上海首创茶叶公所。接着,汉口、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茶叶公所。沪、汉两地茶叶公所“互为维持”,在垄断茶叶出口方面具有很重要地位。19世纪末叶,在各茶叶产区和集散地,如安徽的屯溪、婺源、歙县、祁门等,也相继成立茶叶公所。屯溪茶叶公所(后改徽州茶务总会)是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指示创办的。构成茶叶公所的基础,是籍属各茶产区茶商行帮。如汉口的茶商就有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六帮。

    可是,茶叶出口于1886年达最高峰221万担(海关统计),以后就逐渐下降,茶商也随之趋于中落。1887年,上海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担者,今只售十六两、十七两至十八两”,“贩运商人,血本全靡,多难再举”。茶叶产区商人受影响更大。福建侯官县,100斤袋装茶,过去至少卖20元,1887年时跌至七八元。百斤袋茶,茶行贩运到福州,挑工、 船费用、税厘及各项开支需20余两,而只能售得银八九两。“如此失本,谁人敢为?”最以“茶行破家败产者,不知有几”。1888年,曾国荃奏及安徽产茶区情况:“近年以来,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 ,以致化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据皖南茶厘总局具详,……统计亏累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1898年《农学报》载:“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

    茶价的下降,固然是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竞争的结果,但洋行的垄断和抑低收购价也是重要原因,而重重中间盘剥和内地税厘过重,都使茶叶贸易趋于没落。茶价下跌后,垄断盘剥如故,种种陋规反有增加之势,最后受害者还是生产茶叶的农民。茶农终岁辛劳,不获一饱,只胡放弃种茶,别谋生计。于是“茶山抛荒”者有之:“茶圃变谷田”者有之害;茶地“售作坟墓”者亦有之。当然,绝大部分茶农还是继续种茶,但“园户不堪抑勒赔本,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掺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或者“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或者“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年铲掘二三次”,不能精心照料。这都使得茶质日劣,更不能与洋茶竞争。

    80年代后期以来,华商损失綦重,而垄断茶叶出口的外商洋行,并未受何影响。据1887年各海关的贸易报告,上海的中国茶商经营红茶损失约300万两,经营绿茶损失约100万两;外商则进行了“有利可图”“令人满意”的交易。同年,九江中国茶商损失100万两,而外商却得到了“可观的利润”。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外商“一般情况良好”,经营上等茶的还“利润很大”。而“中国商人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到损失”。

    华商损失,主要由于贸易不能自主,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外商中梗,操纵茶价所致。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这点。1894年,湖南巡抚吴大澄上有《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未能实行。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筹借官款,两批共选购红茶320箱,分水陆两路运往俄国销售,以希“官为之倡,商为之继”,直接出口,“不致多一转折,操纵由人”。这次试销成功,又建议清廷,“由招商局自造茶船,自立公司,于俄境自设行栈销售”,惜未能实行。(作者:吴承明   资料来源:茶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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