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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 茶香袅袅入梦来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12-01 来源:西江都市报 作者:苏爱清 杨麦 龙天传 浏览次数:361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 茶香袅袅入梦来

    南海九月,已近仲秋,但印尼爪哇岛上的气温依然很高,午后走在雅加达的印尼华人文化公园里,身穿一件单衫仍大汗淋漓。

    可与这气温比肩的,是60岁的印尼客家博物馆执事经理周树兴高涨的热情。周树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见到我们,他兴奋不已,特地推开其他工作,带着我们参观各个展厅,并进行详细讲解……

矿工爱喝“南邦茶”

    印尼客家博物馆伫立于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楼造型的三层建筑。此馆虽名为“客家”,但华人在印尼地区的历史活动足迹,以及华工“下南洋”到达印尼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馆内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国,自古以来,每当时局更替,不堪动乱的民众都会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和避难的首选之地。据《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记载,17世纪以前,印尼所属的西婆罗洲已经有大量华人居住。到了18世纪末期,移居西婆罗洲坤甸地区的华人更是建立起了“兰芳共和国”。如今,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文件就陈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逐渐发展成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岛、坤甸及棉兰地区的种植业和金矿开采业,以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上的锡矿开采业,同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锡矿业的开发,急需大量矿工,荷兰殖民者就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据《侨务知识手册》手册记载,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两地华工达到3.5万人,占全部矿工人数的90%以上。

邦加勿里洞的华人矿工。(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身在他邦,乡情难断,华工在印尼逐渐按照籍贯集群而居。学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一书中称,来自两广的华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兰、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的种植园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矿和锡矿上则有很多来自广东北部的客家人。

    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将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带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习惯,更为了化解矿区和种植园暑湿环境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他们所饮用的茶叶中,有大量六堡茶。据编写于1981年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区”也享有很高声誉。

    今年66岁的华人黄荣汉来自邦加岛,他的爷爷在清朝末期自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乘船到雅加达后,再转船到邦加岛上开杂货铺谋生。当时岛上的华人,尤其是矿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或是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船带来,或是从中国直接用船运来,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甚至华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爷爷的杂货铺也销售这种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岛上居民的日常饮料。2017年9月5日,当黄荣汉品饮梧州六堡茶后,他惊奇地发现,“南邦茶”的汤色和味道与梧州六堡茶极为相近。

    在时局变幻的荡涤之下,当年印尼矿区和种植园里的华工饮用的茶水如今已难以准确辨认,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印尼华工随身携带的锡罐和铜罐茶壶,仍不禁让人对华工饮用茶与六堡茶的关系浮想联翩。之前,有资料介绍,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矿区和种植园里,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一直用这种茶罐装盛六堡茶。

印尼客家茶具。杨麦 摄

印尼客家铜壶。杨麦 摄

“古道”延伸到“椰城”

     如今,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雅加达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万。这座被印尼华人华侨称为“椰城”的城市,从15世纪起就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19世纪中期兴起的“下南洋”风潮里,进入印尼的华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受到华工“下南洋”线路的带动,“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也连接上了雅加达。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区出产的茶叶“多销南洋大埠”,雅加达就是当时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埠”。

20世纪50年代的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 杨麦翻拍

    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几家广式茶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茶楼生意兴隆,不少华人在此喝茶聊天谈生意。今年61岁的印尼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父亲曾到这些茶楼喝茶。

    茶叶从中国输入印尼,需在海上经历多番波折。

    74岁的张忠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洋货”(从西方进口的货物)的进出口物流业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从中国广州或香港出发的货船,要先经过南海到达新加坡中转或补给,然后再前往爪哇、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独立以后,从新加坡而来的货船就要全部先穿过爪哇海,到达雅加达后报关分流卸货,然后分别发往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这段海上线路,全程将近4500公里。

    张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负责人,他爷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唐山货”(中国的日杂土产)进口物流业务,茶叶进口也是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之一。李奇利记得他爷爷提起过,当时往来于香港与雅加达之间的船只都是吨位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条航线上的船舶才逐渐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最近几年,远洋集装箱货轮的吨位越来越大,从广州出发的货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转,而直接到达雅加达,整个船期往往一周之内就能完成。

“加糖红茶”最盛行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棉兰之光”餐厅,被当地华人称为“非常正宗的中餐馆”。然而,2017年9月5日,当我们慕名而去试图找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印记时,却无奈地发现,餐馆的菜品已经非常本地化,裹浆煎炸、浓油重酱,就连蒸鱼也伴杂着大量咖喱,炒青菜则覆盖着厚厚一层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传统的饮茶文化自然更难传承。如今,无论是漫步在雅加达特区的街头,还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间的小镇,人们都不难发现,印尼华人饮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红茶,中国茶的踪迹很难寻觅。虽然当地华人餐馆和酒楼里也供应乌龙茶,但这些“乌龙茶”基本都产自当地。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陆友亮于1991年从台湾来到印尼开垦茶园种植茶叶,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茶园,以及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公司每年出产的茶叶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红茶、花茶或乌龙茶供应印尼本国,这种乌龙茶被称为“爪哇乌龙”。

印尼63茶园的茶山。龙天传 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锡矿再度进入大开发时期,矿上的华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势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以致他们对于包括六堡茶在内的中国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958年,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国籍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种传统行业。学者廖小健在《大马、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侨在农村经营零售业的第十号法令颁布实施时,印尼全国被强行逼迁和接管的华侨零售店达8万多家。

   此后,印尼的时局变化波谲云诡,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从结构上被瓦解,当地华人的生活习惯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从中国大陆输出印尼的篇章也划上了句号。“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业务后,从中国输出到印尼的茶叶数量锐减,只剩下少部分茶叶从香港运往印尼的棉兰、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说。

    而黄荣汉对于茶文化传承被切断有着更深的感触。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邦加岛上再也没有了中国的茶叶,但岛上的华人习惯了饮用“南邦茶”,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当地人甚至将粽子叶、棕榈叶切碎后,沤成“南邦茶”来饮用。直到后来,当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进行加工制作,才解决了“南邦茶”的供应问题。

“六堡”仍有销印尼

    世事虽变幻不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线潜行在时局之下,把六堡茶与印尼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区的六堡茶供应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从印尼进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这些青毛茶的数量如今已难以确证,但从多个受访者的忆述来判断,应该为数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忆说,当年“长洲福华”(香港的一个茶行)等茶行经常从印尼大量订购青毛茶,为了维护内地六堡茶出口企业的权益,德信行没少与这些茶行展开商战。

   虽然在当地难以购买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爱六堡茶的华人仍通过海外渠道购进六堡茶,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过来自印尼的客户。“20世纪90年代,印尼那边时有客商过来我们店里买货,这些客商都是开中餐馆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国盛说。

   2010年以后,随着印尼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渐趋紧密,两国之间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印尼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中华文化回归的迹象。雅加达慈济中心在位于雅加达市区的总部开辟了茶室,专门推广传播中国茶道。慈济中心的叶玉萍说:“我们中心花了5年多时间进行茶道推广,目前当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欢上了中国茶。”

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大型超市,货架的不显眼处摆放着普洱茶。

    与此同时,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广和销售中国茶的力度。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林莹辉研究中国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业每月经销的普洱茶有两三百公斤。他认为,随着印尼华人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当地应该有市场。与之相比,茶商陈福森迈出的步子则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带回到雅加达,送给身边的朋友品饮,努力推广六堡茶。

    “印尼的华人穷几十年的时间,汇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尤其是客家博物馆,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人牢记自己的根源。”与我们握手言别时,周树兴说,“你们来印尼挖掘和采访六堡茶文化,这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很有意义。”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堡茶与其他中国茶一起,必将在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出更夺目的光芒。 

“邦加人曾用粽叶沤制‘南邦茶’”

讲述人:黄荣汉(66岁,印尼华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采访印尼华人黄荣汉(右)。

    我出生在邦加岛上,17岁后从邦加搬来雅加达。

    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清朝末年,生活很艰难,我的阿公(指爷爷)听说南洋这里生活好,有饭吃,有钱赚,于是从梅县去到广州,然后坐船过来雅加达。当时他坐的木帆船在海上走了很久才到岸,真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到了雅加达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如意。后来,他听说邦加岛上有锡矿,很多华人在那里当矿工,都是来自梅县的客家老乡。经过一番考虑,他乘船到了邦加岛。我的阿公因为身体比较弱,当不了矿工,就在岛上的矿区开了一家杂货铺,专卖各种中国的土产日杂货物。

    当时,邦加岛上有很多开采锡矿的工人,多半是来自广东、福建、湖北等地的客家人,其中来自广东梅州和潮州的客家人最多。我阿公的杂货铺的货源,都是由这些从中国运送矿工及开矿物资的船运来的。每次我阿公都提前列好清单,见到船来就交给船长,下次船再来的时候,这些货物会随船运来,其中有很多是茶叶,专门卖给岛上的华人。

    对于六堡茶,我以前没听说过。但从我阿公那时候起,邦加和勿里洞这两个岛上就有一种“南邦茶”(音译)。听说这种茶是以前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身带过来的,慢慢地,邦加和勿里洞的华人就全喝这种茶了。这种“南邦茶”冲泡后的外观和口感有点像普洱茶,但味道没有普洱茶那么苦涩,口感和汤色和六堡茶非常相似。当时,邦加岛上的工人把“南邦茶”当作中药使用,认为它可以消暑化湿。另外,当时锡矿上的工人一日三餐都要吃很多肥猪肉,以便维持体力,他们饭后习惯喝“南邦茶”消滞。当时,邦加岛上喝“南邦茶”的人很多,工人喝,矿老板也喝,所以“南邦茶”的销量很大,各个杂货铺都有卖。我阿公的铺子里也有这种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当地甚至还有一些华人让亲戚朋友从中国寄茶过来,然后在家里卖。

    后来,这种“南邦茶”成了邦加岛上的日常饮料。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爸爸接手经营阿公的杂货铺,依然卖这种茶。只是到了后来,印尼华商不能从中国入货了,导致这种茶供不应求,但邦加岛上的人已经离不开它了,有的人就用其他茶叶代替加工成“南邦茶”。再后来,茶叶越来越少,有人甚至把粽子叶、棕榈叶切碎沤成“南邦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多了,邦加岛上的华侨就用本地的茶叶制成“南邦茶”在岛上销售。于是,这种本地制作的“南邦茶”越来越普及,直到现在,邦加岛上很多家庭仍然每天喝“南邦茶”。

    邦加岛上的华人饮用“南邦茶”也很有特色,这可能是以前饮用“矿工茶”留下来的风气,岛上的人冲泡“南邦茶”都是用一个大陶罐或者大木桶,把茶叶丢进去,再冲满开水焖焗。茶放凉了,我们想喝的时候,就用大的玻璃杯或者搪瓷杯将茶舀出来直接喝,有的还在里面加上冰块。现在,当地很多人一日三餐后仍习惯喝一杯“南邦茶”。如果有客人登门拜访,主人也要用大的玻璃杯或搪瓷杯把茶缸或茶桶里的“南邦茶”装出来,一杯杯分给客人喝,以示尊重。

“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

讲述人:陈福森(38岁,印尼雅加达福生茶庄负责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印尼茶商林莹辉(右一)和陈福森(左一)。

    我在雅加达开了一些“茶吧”,经营茶叶生意,经营的品种多数是西式红茶,中国茶比较少。印尼文化断层现象严重,中国茶文化在印尼也没有得到传承,如今在印尼,华人一般很少喝中国茶,他们更加不懂得如何泡茶。在我们家中,我是第三代印尼华人,我爷爷和爸爸日常都喝咖啡。

    以前,我一直没有接触六堡茶,直到去年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茶展,接触了六堡茶,才对它有大致了解。我觉得这种茶比较有内涵,于是就买了一些回来,分给朋友和客户试饮。不过,很多朋友品饮以后,接受不了六堡茶,觉得这种茶泡出来有一股陈旧的“泥土味”。我想,他们习惯了喝西式红茶和咖啡,对于六堡茶的口感不是很喜欢,这也很正常。另外,客户不喜欢喝六堡茶,或许和我买到的六堡茶品质有关,可能我买回来的六堡茶陈化年份不长,口感还不是太好。

    我觉得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不过这需要时间慢慢尝试。

“印尼毛茶曾销去中国香港”

讲述人:陆友亮(68岁,为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现居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

陆友亮(右一)向记者介绍自己建的现代化加工厂。龙天传 摄

    我的爷爷是中国广东新会人,他在清末民初“下南洋”,最终在印尼这里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印尼。

  以前印尼当地也大量产茶,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的棉兰都有很多茶山,这些茶山全部属于印尼政府的茶叶公司所有,出产的茶叶里面有很多用于出口。印尼茶叶生产高峰期,全国的国营茶场每天能生产几千吨毛茶,高等级的毛茶会加工成红茶然后出口西方国家,中低档次的毛茶就加工成本地人饮的茶,也有一些毛茶销往周边国家和中国香港。

   我的太太是中国台湾人,1990年左右,她从台湾把小叶种的高山茶引进到了印尼,我和她一起在西爪哇开垦茶园种茶,这是印尼第一个私营茶园。不过,以前印尼本地人很少喝中国茶,我们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做成红茶或绿茶出口,很少供应本地。

   现在,我们公司在西爪哇省茂物市开垦了300多甲(约3平方公里)的茶山,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厂。我们厂各种茶类都生产,主要做红茶、绿茶、乌龙茶、寿眉和茶粉,主要出口中国台湾和日本。经过大力推广,现在我们公司在印尼各地已经有200多家门店(包括加盟门店),有一些本地人慢慢接受了我们按照中国茶工艺制作的茶叶,我们在门店销售的主要是自己种植加工的“爪哇乌龙”,这种茶也在印尼的超市出售。

   我们家有喝茶的习惯,我爷爷喝普洱,我爸爸喝红茶,到了我这一代就喝乌龙茶。总体而言,在印尼喝中国茶的人比较少。我曾打算开一家茶楼,最终打消了念头,因为印尼华人对茶文化的传承不足,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早已西化和本地化,我开茶楼也找不到适配的点心。

“黑茶在印尼极少人喝”

讲述人:陈社栋(69岁,印尼中华总商会副主席,现居雅加达)

   我的父辈也是当年被卖到南洋的“猪仔”,据说他们当时“下南洋”历经艰辛,坐船至少要一个月时间,而且往往要等到风向合适时船才起航。幸好,经过几代人的打拼,我们家在印尼不仅扎下了根,生意也越做越大。

     现在印尼的华人已经很少喝中国茶了,尤其是在雅加达,很多人都喝各种饮料和咖啡,即便是喝茶,也是喝加了很多糖很多冰的红茶,有时候一杯茶里面有半杯是冰块和白糖。华人餐馆里面供应的茶水虽然很多是乌龙茶,但那也是印尼本地出产的乌龙茶,和真正的中国茶不同。至于六堡茶和普洱茶之类的黑茶,在印尼更是极少人喝。

    此前,广西侨办的工作人员曾经把六堡茶带过来印尼,在印尼中华总商会请我们品饮,他们也向我们介绍过六堡茶的悠久历史,不过,我觉得印尼这边已经喝惯了加糖红茶的华人,可能不太会接受这种味道。后来,我不时应邀到中国出席活动,有几次也在活动中喝过六堡茶,给我感觉这种茶还是像中药一样。可能六堡茶的药用保健功效很好,但要现在印尼的华人接受它,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以前货船从中国到印尼需在新加坡中转”

讲述人:李奇利(43岁,印尼ADF物流公司董事长,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一)采访印尼商人张忠生(右一)和李奇利(右二)。

    我的老家在广东汕头附近。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家在印尼经营“唐山货”(来自中国的土杂百货)进口生意。我们经营的“唐山货”里就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我爷爷和老家的亲戚一直有联系,所以可以直接从老家进口茶叶运过来,当时我们主要做乌龙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接手了爷爷的生意,还是主要做食品进出口生意。我们公司熟悉进出口审批流程,同时也代理了一些其他公司的进口业务,运输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工业品和食品两大类。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和老家的联系依然密切,仍然能够通过老家的亲戚朋友进口茶叶。当时,我们公司每个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有二三十吨,主要是各种“乌龙茶”。我接手公司以后,ADF物流公司的业务范围仍有进口中国茶叶的业务,而且进口量一直没有减少。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从老家采购的茶叶基本上先由中国内地拉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装船起运,经过新加坡中转以后,再运到雅加达的港口进行分装配送,由发往棉兰、巨港、泗水、苏门答腊等地的货船分别运往印尼各地,交给这些地区的分公司处理。

    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中国到印尼的货物更是必须从香港出发,走的线路仍然是以前的海运线路。只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公司使用的还是吨位比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公司改用大型散货船装货。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公司转用集装箱货船来运输。最近十年,我们公司已经使用大型滚装货轮运输了,这种货轮的航行速度更快,持航能力更强。而且,公司也不用再到香港起运,货轮在广州就可以直接出发。

    四五年前,由于时局转变,我们的货船不用再在新加坡中转,货物从广州发货起运,一周之内直接就能到达雅加达。

“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的”

讲述人:林福兰(58岁,在雅加达慈济中心从事茶道推广工作,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雅加达慈济中心的几位茶艺师。

    我是在印尼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小时候接触过中国茶。

    我们在家里多数喝咖啡,有时也喝中国茶,黑茶喝得比较少。

    我爸爸以前收藏过一些黑茶,有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候,他才会拿出来冲泡,和大家分享品饮。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中国茶叶大多数是亲戚朋友赠送的,他们到中国探亲时会带一些茶叶回来。以前,印尼没有专门卖茶的茶庄或茶行,如果要买茶叶,只能到一些杂货铺。

​    1950年到1990年期间,我爸爸在印尼从事船运工作,经常走印中航线。我听他说过,以前,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输的,运输船中途要在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中转,然后才能到达雅加达。当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船都是大型散装货船,我爸爸出一次船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采写:本报记者 苏爱清  杨麦 龙天传,摄影:本报记者 苏爱清(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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