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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藏茶和陕西泾阳茶的历史渊源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2-01 来源:茶贵人 作者:李朝贵 李耕冬 浏览次数:333
 雅安藏茶和陕西泾阳茶的历史渊源


茶以悦己,茶以贵人。

“中国·雅安藏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1月28日在雅安隆重举行,塑造“中国藏茶·健康中国”国际形象。中国非遗,千秋藏茶。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将茶带入西藏,开启了青藏高原民族同胞1300多年的饮茶史。下文出自李朝贵和李耕冬合著的《藏茶》一书,反映了雅安藏茶和陕西泾阳茶的历史渊源。

陕帮茶商:爱国行善的“天增公”老板

陕西泾阳曾经有两个童年的挚友,一个叫吴宓,一个叫姚文青。泾阳,是“柳毅传书”这个古老传说中柳毅牧羊和营救龙女的地方,也是历史上茶商云集之处。清朝时这里曾经压制过著名的“泾阳砖”砖茶运往藏区。自明朝以来,很多从事藏茶生意的商人都来自泾阳,人们称之为陕帮。泾阳又是孕育文化名人的宝地。

民国初年,当吴宓走出泾阳,从北平的清华大学到美国哈佛留学,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时候,姚文青却在偏僻的雅安开办“天增公茶号”投资藏茶生意。

姚家在国内各地和国外投资各种生意,开设的分号不少。姚家在清初就来到雅安经商,开始是做土布业,商号就叫 “天增公”,后来,土布生意败落,而藏茶生意兴旺,于是“天增公”放弃土布经营,转而经营藏茶。“天增公”又叫“天兴任”或“天兴茶店”。

像所有的陕帮茶号一样,姚家是茶号的东家,只管投资,不管经营。陕帮茶号由总管负责经营,东家只任命总管,并不干涉茶号经营。每到月底,总管便向并不常驻雅安的东家写信汇报茶号的经营账目。

天增公茶号的铺面和厂房位于大北街,铁皮包裹的大门前,安放着一堆雕花石凳,进门后有一进又一进的天井和院落,分别设有制茶的厂房、仓库、掌柜和伙计的住房,正中为姚文青设有来雅安时的住房,周围还修建有假山,花草树木错落其间,在雅安颇具规模。

1928年,姚文青老家陕西大旱,住在上海的姚文青吩咐旗下商号募捐为家乡赈济。其中从缅甸的商号处募集到不少款项。正当他要将捐款向家乡灾民发放时,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仗来。缺乏军费的陕西官吏盯上了姚文青的捐款。有人得到消息,陕西方面想先抓姚文青的家眷做人质,以便勒索钱财。姚文青连忙发了封急电,让家人全部逃离了陕西,躲过一劫。

姚文青只好将捐款请济生会代发。同时又和朋友一起在上海采购粮食,运到陕西救灾。但结果还是没有逃脱厄运,捐款和粮食都被陕西官方没收。

失望的姚文青不再回陕西,先是住在苏州,打理上海的商号,然后顺江而上,视察“天增公”在武汉、沙市、叙府、重庆、乐山等地的商号,终点是雅安。

一到雅安,姚文青就发现形势不妙。雅安茶号的伙员,因为家乡旱灾,兵荒马乱,已经是人心惶惶、难以安心。姚文青一面安慰伙员们,一面把自己存在茶号的存款提出一些,发给伙员,让他们寄回灾区老家,这才让伙员们安下心来。陕帮茶号的老板和伙员,一则因为是同乡,二来劳资关系明确,老板出资分红,伙员领本分红,如果没有红利可分,伙员的生活费仍然要由老板发给。所以他们的关系还算融洽,多年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和纠纷。

其间又值抗日战争爆发,局势更加混乱。姚文青由上海到四川。当时“天增公”继续营业的商号还有重庆、乐山、雅安、康定、昆明、上海等地。但是,重庆、乐山的商号遭到日本军轰炸,损失惨重。不久日军侵入缅甸,姚文青只好将缅甸的商号撤退回国。不料商号货物在回国的途中损失殆尽,缅甸商号的经理宗久安也失踪。抗战胜利。内战却随之而来。当时的法币金元一再贬值,内战叠起,寄希望于抗战胜利的姚文青,此时心灰意冷,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到1949年时,曾经遍布国内外的天增公商号,纷纷倒闭关张,剩下的也是无法维系,惨不忍睹。

痛定思痛的姚文青住在上海,常常与几位民主人士朋友讨论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从“天增公”的遭遇中痛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当上海的众多私营工商业者掀起向香港和海外转移资产的大潮时,姚文青不顾朋友劝其向香港转移资产的建议,毅然决定留在国内,迎接解放。同时,他还吩咐自己茶号的伙员,保护好茶号的资产和设施,等候新政府接管。

从陕西泾阳到四川雅安:陕帮茶号的学徒

吕日蒸老人住在雅安文定街7号,也就是雅安茶厂员工宿舍楼里。这里也是过去雅安孚和茶号的旧址。据说拆迁那年这里挖出一块明朝的砖,上面刻有茶号和年号,可惜现在不知所终,但历史的久远是无疑的了。
除了眼睛看不清东西外,老人气色蛮好,说起话来,不快不慢,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知道我们的来意,很热情地和我们聊起来,渐渐地,那些当年的茶事,随着老人打开的记忆,一段一段,被娓娓道来。

“据说陕帮在雅安经营边茶从明朝就开始了,多的时候,在雅安开茶店的陕西人有300多,加上康定分号有五六百人,绝大部分都是泾阳人,以石桥镇和王桥镇为主。我是泾阳蒋路乡的。我来的那年还小,是跟着亲戚来的。那年是1949年,我才16岁不到,前后一起来的还有苗养田、于喜胜、刘志忠和陨正荣。苗养田是天增公茶号康定分号的,康定陕帮每年春节要搞社火,很热闹,他当时还参加过社火表演,现在住在市水电局宿舍。于喜胜是义兴隆茶号的,现在住云母厂宿舍。刘志忠是世昌隆茶号荥经分号的,后来当过市水电局党委书记。陨正荣是恒泰茶店的,现在住在市政府宿舍。我是和于喜胜、陨正荣一起来的。刘志忠早来一年。

我来的那年已经通汽车,从宝鸡出发,到雅安要走半个多月。上辈人全靠走路过来,要走一个多月。陕西地势平坦,四川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坝子,刚要高兴,又是一座山,所以千里迢迢一路走进四川的陕西人有句口头禅:‘老陕老陕你不要笑,南山还要比北山吊(吊:遥远的意思)。’

第一次来,都是当学徒,学做生意,叫做‘头回客’,按规矩‘头回客’要学满六年,才能回陕西老家。回去一年后,老板会寄来过路费,让再来。第二次来就叫‘二回客’,‘二回客’可以三年回陕西一次。

有个姓瞿的,来了不好好学习,老板不要,只能讨口,没有路费回去。这人是‘义兴’的,就在‘义兴’的大门口过道睡了几十年,1950年都50多岁了,茶店的年轻人每人给他凑了点钱,才回了老家。

我来以后,就在丽生源茶店当学徒学做生意,来的时候(雅安)有七八家(茶店),大北街有‘天增’,又叫‘天增公’;‘天兴’,又叫‘天兴仁’;对面是‘聚成’;西大街菜市场,有‘义兴’,又叫‘义兴隆’,算是老茶店了,据说是明朝开业的;八一路,又叫当铺街,是‘恒泰’;隔壁有一家,‘世昌隆’;后来才有‘丽生源’,在大北街,再早是个金号,快解放的时候,不做金号,改茶店;还有个小一些的茶号叫‘西华兴’,1950年前就倒闭了。


曾在雅安陕帮茶号当过学徒的吕日蒸老人

1950年解放,茶店各做各的。1951年他们商量联合,六家陕帮茶店组织成立‘五一边茶联营社’,名字的由来,是五家茶号加一家,另一个含义是1951年5月1日成立的。1954年底,联营社变为合营中康茶厂,并合并了几家本地茶厂,如隆裕茶店、新西远茶店等,成立了地方合营雅安茶厂。

到了1957年、1958年,地方合营雅安茶厂并为国营雅安茶厂。这个地方(吕日蒸住的雅安茶厂宿舍)1950年前原来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康藏公司。

各家茶号都有牌子,我记得‘世昌隆’有个牌子叫‘朗志岭巴’,图案是个飞机,文字全是藏文。‘丽生源’的商标图案是三个宝,有火焰,在西藏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其他记不得了。

我是跟亲戚来的。我的曾祖父、祖父都在雅安做茶,二叔也在这里,连我是四辈了。我的祖父名字叫吕柄志,二叔父叫吕新盛,他们都不是老板。叔祖父是在康定,雅安茶号在康定都有分号,除做茶外,还做药材、毛料、香烟生意,都是以物易物。二叔父在‘义兴’当‘买手’,就是现在所说的采购。

从康定再往里走,如德格县等地,茶店还有分号。实力不足,不能设分号的茶店,就派人出去推销,这些人都按藏族人穿着打扮,藏话说得也很好。我们茶店有一个叫浩洪秀,就是这样的,大的茶号都有这种人。分号都要配枪。陕帮在康定每年春节都要组织社火。

陕帮经营茶叶、金子、药材生意,因货币不稳,经常变化贬值,所以不用货币,都是以物易物。西藏货物很多是从印度来的,香烟有‘三五’、‘黑爵士’,还有一种10支装的叫‘十号’,香烟少,大宗货物是布匹、毛料、金子、药材。陕帮老板叫‘财东’、‘东家’,大部分‘东家’还是好的。经理是‘长柜’,‘二柜’是实权派,管财权,保险柜归‘二柜’管。‘二柜’下来是‘买手’,就是采购,管生产的叫‘厂官’,下面是包工头,技术人员都是流动的,给各个茶店做茶。

‘天增公’在国内的西安、上海,国外的新加坡都有分号,经营各种生意,做得很大,还准备要自己安装电话,只因解放了,没安成。
‘天增公’的老板姚文青,1950年以后回陕西了,在西安有房子,雅安的股份还在,股息红利每年汇去,他骑个自行车,送牛奶,自食其力。前几年雅安李文杰去西安还见过他。李文杰过去是新西远茶店的。

还有个高南斗是陕西礼泉县人,义兴茶号学徒出身,再早是‘丽生源’的经理,老板是浩权武。再后来到了‘民建’,整风时已不在茶厂,据说在某个地方劳动,不知是调到‘民进’还是‘民建’了。他是从义兴茶号出来的,浩家兄弟也是从‘义兴’出来的,浩家兄弟也是从‘义兴’出来的。一般从茶号出来的都是自立门户,其它茶号也不会要。

端午节前后收茶叶。收茶叶用米支付,理发都不收钱,要米。上半年收茶叶,下半年运输,雪一封山,就不能运了,季节性强。‘义兴’固定人员加上康定等地分号有一两百人,‘丽生源’只有十多个人,在康定有分号,茶的种类有‘芽细’、‘康砖’、‘金尖’、‘金玉’‘金仓’,都是销往藏区的,在雅安叫‘粗茶’,运进去就叫‘藏茶’。当时的茶包,本地茶不够,要加外地茶叶压,好的茶包,本地茶要占七成。销路最好的是‘义兴’、‘天增公’的茶叶,主要是质量、口感、色香味好。

大约在1962年或是1963年,我在雅安茶厂看见过一本1950年以前编的书,是西康茶业公司经理写的书,有几百页厚,是关于边茶的书。后来找不到了。

运茶的有马帮,大多时候藏族马帮,赶骡马,支帐篷,进到茶店讲生意。汉人背茶,那时16斤一包,有背六七包的,也有小孩背一两包的。二郎山上,背不动的就常常会死在那里。茶到藏商那里后茶号要派人去‘清下脚’,即找对方收尾账。雅安到康定的马帮不用牛皮口袋,在康定转包后就要换牛皮口袋,用牦牛驮。当时走汉源路线的少,走二郎山路线的多。来回一趟要十多天。进康定去,陕帮辈分高的坐滑竿,学徒跟在后头走。

新中国成立后,陕帮六家茶店联合成立‘五一茶社’,后来又加入政府的股组成‘中康’以后就是地方合营雅安茶厂,再后来和国营雅安茶厂合并成雅安茶厂。国营雅安茶厂当时是没收康藏茶叶公司,又合并了中孚茶厂成立的。‘中孚’是由政府投资到原先的私营孚和茶号(川帮茶号)而成立的。(作者:李朝贵 李耕冬 ,资料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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