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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茶之旅(七):雅安荥经的文化与茶叶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2-22 来源:中国西藏网 作者:赵国栋 浏览次数:180
 藏茶之旅(七):雅安荥经的文化与茶叶

  藏茶是四川省雅安市一道让人留恋的风景,但若真正融入雅安,则会发现它还是一种沉甸甸的文化。雅安市的荥经县在历史上是川藏茶马古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那里的藏茶文化也是十分突出的,荥经生产的藏茶在西藏也曾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但是谈荥经的藏茶文化和茶马古道文化,还要先从荥经更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元素说起。


图为荥经茶马古道新添村(新添驿站)仍以传统方式经营的一家铁匠铺 摄影:赵国栋

  考古资料显示,荥经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上古之时称荥经地区为“若水”,因其物产丰富,便成为各个朝代兵家必争之地,由此也使信息与文化在古荥经汇聚交融,为文化和经贸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据考证,荥经原初居民主要为当地土著巴蜀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以及外来的楚人。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事多发,人口流动与文化接触进一步加强,古荥经所在地的文化元素与古蜀文化、楚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交融,这也促使其时荥经颇具活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文化现象的生成。后蜀为秦所灭,古荥经也被纳入秦之管辖,设严道县。

  20世纪80年代后,古荥经的面纱逐渐被揭开,古城遗迹和周边大量的墓葬群再现了当时的文化与生活。种类繁多的青铜器以及各类精美的陶器、漆器,还有极为少见的大量印章,无不诉说着古荥经曾经的繁华与厚重的文化。而“成都矛”“楚直剑”“青铜罍”等则是这些文物中的佼佼者。1985年,“成都矛”出土于荥经县古城村战国晚期船棺墓葬群一号墓,为青铜制,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长约20厘米,因其骹部錾刻有“成都”二字,故尔得名。“成都矛”的发现为研究成都文化与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至少在时间序列上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同时,它也为研究古巴蜀之地青铜文化及兵器文化提供了新素材。


图为1986年同心村出土的战国巴蜀山字形“王”字纹青铜印章(荥经博物馆藏)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颛顼文化”也是荥经的一大特色。来到荥经,若问当地最有名的人物,可能得到的答案会非常一致,那就是颛顼。颛顼也是被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的人物。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所载,颛顼为姬姓,号高阳,为黄帝之孙。作为中国上古部落联盟的首领,身居“五帝”之一。据相关记载,颛顼对中华民族有诸多伟大贡献,譬如对巫术和祭祀进行改革,始以民事纪官,确定九州之名与区划,定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并创制《颛顼历》等等。那么,荥经与颛顼有什么关系呢?郦道元《水经注•若水》中记载了颛顼的身世:“生颛顼于若水之野”,而“若水”就是指的古荥经所在地。为了纪念颛顼,荥经县建有“中华颛顼馆”,也就是荥经县的博物馆,里面陈设着荥经县的各类珍贵文物和史料。  


图为荥经“中华颛顼馆”一角 摄影:赵国栋

  在古荥经,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于一体,重要的文化遗存支撑了这一观点。2004年3月15日,在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发现了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何君阁道铭》(又称《何君尊楗阁刻石》),石刻内容体现出了当时古荥经在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或者说肯定了从川滇延伸出去的这条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并存的经贸文化大通道的存在。另外,从中国汉字的演变来看,该石刻的书体风格体现了从秦代篆书向汉代隶书的转变,所以它也是有助于文字演变研究的重要文化遗存。


图为《何君阁道铭》石刻(复制品)(荥经博物馆藏)摄影:赵国栋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名叫邓通的人物,班固也将其收入《汉书》中,但邓通的名声在两位大史学家看来并不好,所以都将他列入了“佞幸”行列,此类人物以巧言谄媚而能事。邓通一生中最大的事业可能莫过于在古荥经铸钱了。据《史记•佞幸列传》载,由于汉文帝做了一个梦,邓通得宠,后来“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所以就有了邓通钱“布天下”。为了铸钱,邓通还在严道修建了“邓通城”。现在,“邓通铸钱”已经成为了荥经的一种文化元素,同时也反映出其时当地的贸易往来以及矿产物资之丰富。

  以上这些都为荥经成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位于荥经县新添镇的新添村是一处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那里较好地保存着当时的建筑和文化,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茶马古道的不朽传奇。

  追溯至清代顺治时期,荥经县有记载的茶叶已经有许多种类,譬如:大茶、金玉、春茗、白毫、毛尖、白茶、红茶(俗名老鹰茶)等等。大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茶或藏茶。《荥经县志》记载,从清代荥经允许茶商报引设号始,藏茶贸易发展迅速,私营茶号数量迅速增加。以茶引数量来说,罗森在《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一书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安、荥经和名山地区分配的边引数量为 53004张,对应的茶叶均从打箭炉(即康定)输出。

  罗森在调查中发现,针对西藏的茶叶生产和贸易主要来自包括荥经在内的五个区域,这五个区域内的茶青原料数量为:邛崃19000担、名山22000担、天全20000担、雅安25000担,荥经24000担。但从自产量来说,荥经是最少的,只有9000担,雅安其次,为12000担。外地供给到荥经的茶青为15000担,供给到雅安的为13000担。显然,那时的荥经和雅安在生产边茶所使用茶青的自产量上并不突出,但边茶贸易却极为繁荣,所以外地茶青才会运送到那里进行加工,再供给西藏。罗森的数据凸显了当时荥经和雅安对满足西藏茶叶需求的极端重要性。而从这五大产地到打箭炉的运程距离而言,罗森认为,荥经是距离最短的,为450里,天全其次,为480里,邛崃为510里,雅安为540里,名山为570里。所以,按罗森在当地的调查可以发现,从运程上来看,荥经在当时茶马贸易中也是占有区位优势的。

  图为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村居民家中保存的荥经生产的“民族团结牌”康砖标识 摄影:赵国栋 

  到了民国时期,茶号经营受时局影响波动较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成立了康藏茶业公司,在荥经设立制造厂,随后有公兴、荣泰等茶号入股,中途亦有茶号退出。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1日,成立了国营荥经茶厂,并于当年投产使用。随后,国营藏茶业务不断发展,茶厂也逐步实现了改建、扩建,并被列为全国南路边茶的定点生产厂。

  历史悄然远去,现在的荥经已经远非罗森描绘时的状况了,京昆高速贯穿全境,交通已经十分便捷,荥经已经纳入了成都1.5小时经济圈。便利的交通不但使荥经的文化和茶叶进一步被人们所认知,也极大促进了以文化和茶叶为中心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另外,荥经县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区域纳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空气质量也达到了国家特级标准,优良天气天数达到350天,境内常年负氧离子含量高,具备“天然氧吧”的优势。而且荥经是雅安之雅的“雅雨”的重要集中区域。1936年,齐白石老先生到荥经,被当地的气候和风景所吸引,故即兴刻印“家在清风雅雨间”,呈现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画卷。

  徜徉在荥经的土地上,不但能沐浴大自然的恩赐,修身养性,更能感受当地深沉博大的文化,当然,此时若在旁边放上一杯氤氲着的藏茶,那绝对是一件人生美事。(中国西藏网 文/赵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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