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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茶销藏陆海通道的兴起及其背景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1-10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 作者:刘志扬 浏览次数:331
 滇茶销藏陆海通道的兴起及其背景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摘要:历史上销往藏区的茶叶主要产于四川、云南和陕西。作为销藏茶叶主要品种之一的滇茶,大多产于云南的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销藏滇茶兴起于明清,兴盛于民国。其贸易之路几经变换,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缘格局的情形。尤其是滇茶销藏的海上之路,兴起于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印茶向藏区倾销的危难之际,对于维系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销往藏区的茶叶主要产于四川、云南和陕西。作为销藏茶叶主要品种之一的滇茶,其产地分布于云南的佛海( 今勐海县) 、车里( 今景洪市) 、景谷、缅宁( 今临沧县) 一带。滇茶销藏开始于明清,繁盛于民国,一直延续至今。

连接西藏与内地产茶区的茶叶通道被称为汉藏茶马贸易之路”。历史上销藏茶叶之路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 甘青道) 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网络系统,地跨川、滇、陕、甘、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唐宋时期内地与吐蕃之间的互市,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因此唐蕃古道也就成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

这条道路东起唐都长安,经鄯州( 今青海乐都) 、鄯城( 今青海西宁) 、赤岭( 日月山) ,过通天河尕多渡口,经列驿( 玉树) ,翻越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从閤川驿( 那曲) 至逻些( 拉萨) ; 余脉向西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尼婆罗( 今尼泊尔) 和天竺( 古印度) 。宋代,吐蕃地区已经开始盛行饮茶,因为青藏高原不能产茶,吐蕃消费的茶叶全部来自于汉地。其时,宋与北面和西北的辽、金、西夏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为了取得战争所需战马,宋与吐蕃便通过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进行互市。今天的陕西成为当时重要的茶马贸易区域。明清以后,输往藏区的茶叶从以西北为主转移到了西南的四川和云南。于是,对于大多数的今人而言,所熟知的藏茶之路主要有川藏道和滇藏道两条: 川藏道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 滇藏道从滇茶原产地( 今西双版纳、普洱等地) 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昌都,再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最后到达拉萨、日喀则等地。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藏区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 今四川德格) 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 今临潭) 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贸易之路。

销往藏区滇茶的主要品种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四种。其中紧茶是云南边销茶的主要种类,产自云南佛海。最初的紧茶形状为团茶,因长途跋涉到西藏,曾普遍发霉1912—1917 年,佛海首先改制呈带把的心脏形紧茶,每七个为一筒,笋叶包装,每个紧茶之间有空隙,能持续散发水分,不致在长途运输中发生霉变。紧茶采用春尖、二水、谷花三种原料,分底、中、表三层配制,蒸压成团后包装

销藏滇茶的道路几经变换,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滇茶销藏之路的兴起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缘格局的情形。

销藏滇茶兴起的历史背景

()国内因素:滇藏交通的改善和销藏川茶的衰落

从明代开始,销藏茶叶的重心逐渐从西北转到了四川。四川西部藏茶产地雅安、灌县通往康区和西藏的川藏茶道主要有南路( 黎碉道) 和西路( 松茂道) 两条。一路从雅安、天全、荥经、名山等产茶之地,经过打箭炉,销往康区和西藏等地,称为南路边茶; 另一路以灌县、什邡、平武等地所产之茶,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输入甘南和青海藏区,称为西路边茶”。

滇藏之间由于道路遥远,交通梗塞,滇茶销藏时间较之川陕线为晚,大约在清朝初年才开始运入藏区。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受长期战乱,对当地的茶叶生产破坏很大,导致销藏川茶的明显匮乏。滇茶乘势崛起。顺治十八年( 1661) ,达赖喇嘛请市茶北胜州”②,于是清政府在北胜州( 今云南丽江市永胜县) 设置茶马贸易市场,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官府不加干预。之所以在北胜州开设茶市,是因为此地处于云南与西藏相接之地,孤悬江外,界接吐番,诚有抗吭拊背之势焉”③。康熙四年( 1665) ,清政府裁撤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④,进一步提升了北胜州在茶马贸易中的重要性。自此之后,滇茶销藏快速发展,开辟了多条线路,成为藏茶的主要来源之一。

滇茶销藏的崛起缘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明清之际云南种植和加工茶叶有了较大发展,从六大茶山扩大到澜沧江流域的哀牢山、蒙乐、怒山高地,形成了滇南若干产茶区。思茅茶山已有专门种茶的农户,这就为滇茶销藏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明末清初,由于西南边地连年战乱,民生凋敝,人口下降很多,大量土地荒置。从顺治十年( 1661)起,清政府许以各项优惠政策,无主荒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⑤,招募内地汉族农民前往云南等省垦荒。雍正年间云南改土归流之后,原属于各土司头人的领地成为新辟夷疆”⑥。到了乾隆元年( 1736) ,清政府不再对前往西南边地垦荒的流民进行限制,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⑦,于是又有大批内地汉人移民到云南产茶区。这些移民或从事商贸活动,或开垦田地定居于此,历年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梭织,而楚粤蜀黔之携眷住居其地”⑧。内地移民的进入也带来了内地的制茶技术,从而改良了滇茶的品质。

另外,随着康熙、雍正年间征调滇军入藏,云南和西藏之间的交通条件得以改善,云南商人也随之进入西藏贩茶。特别是1888 年铁路从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答通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后,从加尔各答到拉萨的时间大大缩短,费时不足一个月,而康定运货往藏,则需要六七个月才能到达

清末川茶的衰落也成为滇茶崛起的重要原因。清政府推行以茶治边政策,对入藏茶叶征收重税,加之吏治腐败,使得茶商无利可图,茶业凋敝,劣质茶充斥市场,导致川茶在藏区的信誉不佳。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印度茶叶倾销西藏,加剧了川茶销藏的衰落。另外,川茶从产地到拉萨后的价格奇贵。根据巴伯( E. C. Baber) 在清末的统计,在荥经县每包11 斤价值200 文的茶叶,在打箭炉要售1 240文,而运到拉萨的价格则要高出打箭炉20 

清政府在打箭炉( 康定) 设关,严禁汉商入藏,汉商到打箭炉即不能继续前行,转由藏商购买入藏。西康转运商全恃牛马,货无粗细,皆装置木箱,然后包以牛皮,亦有仅包以牛皮而内不用木箱者。惟无未用皮包即行转运之货件,因西康地属不毛,乱石载道,爬山涉水,易于破损。又毛牛进行,无有行列,任性乱挤,雨雪无常,不易遮护”③而与此相对的是,清朝对丽江、中甸、剑川、阿墩子( 德钦) 一线控制较松,边卡亦少。与四川茶商相比较,滇商大多进入西藏贩运、销售,活跃在前藏和后藏各地。

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滇茶开始大量销往藏区。清代和民国时期,运输滇茶的马帮可以直接进入西藏。民国时期,在拉萨的云南商号有20 多家,主要经营销售沱茶。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拉萨有云南会馆,云南商人把滇茶分两路运到西藏,陆路走缅甸,海路经过印度运到西藏各地。滇茶除了销往迪庆藏区和西藏外,在康区也比较畅销。

()国际环境:印茶倾销的压力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7 世纪中叶,茶叶被引入英国。从18 世纪开始,喝茶习俗在英国开始流行,英国人对茶叶的热爱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茶叶的需求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人对茶不断增长的需求引发了世界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 一是美国独立战争,二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英国茶叶输入量剧增有关。1790 年,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1 469 万磅18 世纪末,随着英国茶叶进口税的取消, 1800 年进口茶叶剧增至2 035 万磅, 1830 年增至3 004 万磅,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9 年又激增至4 067 万磅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增长不大: 1800 年人均茶叶年消费量为1. 5 磅,到1850 年增长到了差不多磅,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口迅速增长,因此茶叶的总消费量实际上翻了一番。而这些茶叶几乎都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

与英国对茶叶不断增长的需求相对的是,中国除了白银之外,几乎对英国商品没有任何进口的渴求。这是因为16—18 世纪中国赋役制度的变革使白银在国家层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机构要倚仗白银才能运转,而中国的白银几乎都是依赖进口的。英国人用美洲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等物资,使得白银的流入很快进入国家的财政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囤积,因此,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发物价的大幅上升

由于英中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政府开始鼓励民间商人向中国输入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抵消茶叶贸易带来的逆差。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 1842 月,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后法国、美国等列强也分别同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量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场战争尽管被称为鸦片战争,但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英国国内对茶叶需求量的扩大以及英中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

18 世纪开始,为了打破清朝对茶叶的垄断,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论证能否在印度种植茶叶的问题1793 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华,途经江西产茶地时,征得当地官员的同意后,带走了几株连土的茶树,运回孟加拉进行研究和试种1833 年威廉·本廷克( William Bentinck) 就任印度总督,开始论证在印度种茶的可行性1834 年英国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专门负责引进中国茶树和种子

19 世纪开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断向喜马拉雅地区扩张1826 年英国人夺取了阿萨姆

Assam。阿萨姆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一个河谷地区,林木茂盛,非常适宜植物的生长,而且英国人很快发现本地早已有野生茶树生长,于是印度总督本廷克派布斯博士( Dr. Bruce) 来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种植园。由于当地野生茶泡出来的茶味不佳,所以布斯博士尝试从中国种茶区偷运茶种和茶农。为了找到最好的茶种,从1843 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派英国园艺师罗伯特·福琼( obert Fortune) 到中国产茶区收集植物标本和茶叶种子。福琼在安徽买了大量的上等茶苗和茶籽运到印度,并带回了一些茶农和全套制茶工具

19 世纪中期,英国人在阿萨姆地区种植茶叶成功。从1860 年开始,英国人在这里大规模开垦茶园,并且将茶叶种植扩展到了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其后,印度茶叶的产量不断增加,1859 年印茶出口总值为60 533 英镑,到1877 年达到2 620 140 英镑,增加了45 1880 年,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南麓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了843 平方公里,其中四分之三都在阿萨姆1888 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

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内需求饱和,开始出现茶叶过剩

为了将过剩的茶叶推销出去,在英国商人的鼓动下,英属印度开始琢磨起喜马拉雅山另一端那个爱喝茶的藏民族,盘算如何将中国西藏和西北地区作为其倾销茶叶的市场。早在1780 年,被东印度公司派往扎什伦布寺作为使臣的乔治·比格尔( George Bogle) 对藏人嗜茶习俗印象深刻。他这样描述道:全部人民都照鞑靼区人民的方式饮茶,那些重要人物更是从早到晚都在喝茶”⑥这可能是英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西藏人的饮茶习惯,并强化了他们对藏族嗜茶习俗的认识。印茶入藏在西姆拉会议之前都是被禁止的,如1872 年有大吉岭商人将印茶大量偷运到西藏,结果在西藏与不丹相邻的帕里( Phari) 被扣留,并被关押了。英国在第一次英藏战争取得胜利后,1890年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893 年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英国不仅将原来附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哲孟雄( 锡金) 纳为保护国,也取得了在亚东开埠通商,进出口货物年内免税的特权,为印茶在西藏的销售打开了大门。但是在其后的时间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遵守条约相关规定,汉藏商人被禁止来亚东经商。亚东位于春丕谷最南端,没有民房和居民,也无食物供应,只有一小块荒芜的河滩空地作为名义上的开放地带,始终未能形成集市。

1894 年从事羊毛生意的德国人考布( J. M. Korb) 来亚东贸易,事先通知了藏商和地方官员会面,但无一人赴会洽谈,对此考布无可奈何地说道: 亚东不宜于作为商埠”②而西藏地方政府在真正通商的帕里设立税关,并阻止印度和锡金等地商人入藏贸易,尤其是坚拒印茶入藏贸易,导致印度英商向英国政府不断投诉。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还拒绝了英属印度总督寇松( G. N. Curzon) 要求将通商地点从亚东移往帕里,并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的无理要求。中英双方1903 年在干坝会谈失败后,英国政府下决心以此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寇松于1903 年派荣赫鹏( Francis Younghusband) 率英军进攻西藏

英军占领拉萨后,迫使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从此打开了从印度通往西藏的门户,英国取得了在西藏的通商权。1908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签订,印藏交通,印茶之输入,为通商条约所必许”⑤。从亚东、帕里至江孜、日喀则沿途所有关卡全部撤除,印度货物从此一路畅通无阻。尤其是英属印度对春丕谷的夺取,改变了以前从亚东进入西藏的路线,使得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荣赫鹏率军侵入西藏,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春丕谷,控制贸易通道,以便印度茶叶进入西藏。其后,英国修筑了从春丕谷地通往江孜的道路。

1826 年英国人夺取了阿萨姆地方,使英属印度与不丹接壤; 1835 年英属印度向哲孟雄租借大吉岭,作为入藏根据地及贸易中转站1861 年英国人打败了哲孟雄,取得哲孟雄全境的铁路权,从此印藏交通之中路通畅。英国人可以从大吉岭直达中国西藏边境。1865 年英属印度又打败了不丹,不丹割地求和,于是不丹到西藏之间的道路也被打通了

英国在征服缅甸和锡金后,马上修路进抵中国西南边疆。1879 年英属印度修通了大吉岭到春丕谷南面日纳岭的公路1881 年西里古里到大吉岭铁路贯通, 1886 年大吉岭铁路正式通车。这样火车就能从印度加尔各答直抵中国西藏边境。在缅甸, 1889 年开通仰光至曼德勒铁路, 1902 年曼德勒至腊戍的铁路支线竣工。于是,云南产茶区的茶叶向西藏的销售便可由腊戍乘火车,经过曼德勒到达仰光,货物装入轮船后可直至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噶伦堡,然后用骡马驮队将货物从喜马拉雅南麓运入西藏。

滇茶销藏陆路和海路通道的兴起

滇茶销藏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滇藏运茶之路有三条: 一条是从紧茶主要产区佛海经思茅、景东、丽江、德钦、昌都到拉萨; 另一条是从澜沧江、双江、缅宁、云县、顺宁、蒙化、下关、丽江、德钦、昌都到拉萨; 此外,还有一条滇康道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清代和民国时期云南运销西藏的运输方式以马帮为主,路线从普洱、思茅经大理、丽江、永宁( 宁

蒗) 、木里至打箭炉( 康定) 。滇茶有的就在康定卖给藏商,有的仍继续运至拉萨销售。另外,藏族马帮也直接由西藏来云南购茶。每年春秋两季,到思茅、勐海的藏族马帮络绎不绝,有时多达四五千匹,他们卖掉一部分马匹,然后买茶驮运而归。滇西几个著名的大集市如大理三月街、丽江骡马会等,也是西藏马帮定期必来进行物资交流、购买茶叶的好机会。届时,规模宏大的西藏马帮驮来皮毛、麝香、鹿茸、贝母、虫草等藏区特产,返回时主要是购买茶叶运回。

陆路滇藏茶马之路大多位于崇山峻岭之中,云南西南部地区雨季气候炎热,瘟疫频发,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所以商队通常是在五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这一地区。而从滇西北进入西藏地区,夏季多有蚂蝗,冬季大雪封山,不宜人畜通行。

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川康一带局势恶化,战乱频繁和盗匪横行,使得商旅视从阿墩子入藏为畏途,陆路滇茶贸易之路开始衰落。于是大部分滇茶,多由佛海经过缅甸仰光,再从海路到达印度,然后入藏。这条道路成为滇茶销藏的海上之路。

1881 年到大吉岭的铁路修通之后,滇商开始尝试取道上海、加尔各答、大吉岭和亚东赴拉萨。这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是从茶叶产地思茅、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景栋、洞举、仰光,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用骡马驮队将货物运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由云南( 经海上) 至亚东进藏的路线,除最后300 英里之外,整个路程都可提供轮船或铁路的便利1925 年后,滇商由这条路线经营茶叶者开始逐渐增多

从印度进藏的货物都要取道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中心噶伦堡。其路线为: 先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向北337 英里抵达西里古利( Siliguri) ,再用小火车将货物运至其北29 英里的宜里科拉( Geillekohla) ,然后用缆车运上噶伦堡。从噶伦堡进入西藏有山路两条:

一条路是经察利拉( Zalila) 山口: 自噶伦堡至察利拉( 天) ; 自察利拉至那当( Natang) ( 天) ; 自那当至帕里( Phari) ( 天) ; 自帕里至拉萨( 13 天) 。这条路是印藏之间的主要通道,人畜均可通行

另一条路是经乃堆拉( Ladola) 山口。这条道路要经过锡金,共计12 站: ( 1) 仁武( Jenbu) ; ( 2) 锡金;( 3) 民登麦利( Bendenmeli) ; ( 4) 浅细江( Jensigang) ,之后均为山路; ( 5) 子马( Jima) ; ( 6) 美美当( Bibidang) ;( 7) 亚东; ( 8) 克利加( Glika) ; ( 9) 日必冈; ( 10) 干诺( Gano) ; ( 11) 帕里; ( 12) 拉萨。走这条路花费的时日,与第一条相差不多。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的1904 年,英军驻兵西藏的春丕,并将春丕辟为商埠,修筑了从乃堆拉山口到春丕的小道1923 年又修通了锡金到乃堆拉的商道,使得货物从锡金进入

西藏更加便捷

由噶伦堡运入西藏的货物,要用骡马驮运,每次至少一百匹结队而行。每头骡马可运140 斤左右,分成二包放置在马背两侧,茶包覆以油布,以防风雨。每年10 月至月,便有藏商骡马队从西藏将羊毛、麝香等土产运到噶伦堡,待货物出售后,便在噶伦堡购置云南紧茶,再原路返回拉萨。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主要是为了避开雨季。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通车,滇茶可用汽车载入缅甸,然后由海路到达印度,再转销西藏。还可由勐海直接入缅甸,由铁路、水路抵西藏。由于运输量增大,使得成本大为降低。

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属印度都不征收关税,因此海路销藏滇茶成本还低于川茶。据记载,

1936 年滇茶在西藏销售150 万斤。按照当时西藏100 万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滇茶1. 5 。另据西藏自治区商业厅1954 年档案材料, 1942 年至1954 年,云南进藏的骡马数约2 000 4 000 匹左右,运入茶叶约600 1 700 驮左右,若以每驮110 斤计,总共达11 万斤。据西藏贸总在印度噶伦堡的调查,由噶伦堡经亚东进口的货物, 1951 年紧茶6 000 驮,计66 万斤。由海路入藏滇茶数量远远大于陆路。

1911 年以后,内地销往西藏的茶叶几乎全为滇茶。四川边茶主要销往西康境内,只有少量高档细茶运入西藏供贵族和高级僧侣享用1941 年蒙藏委员会派驻西康调查组调查员王克训考察西康经济形势后称: 康境茶商过去鉴于业务不振,多半改营滇茶”⑤

上个世纪40 年代,在拉萨经营滇茶生意的以云南商人为主。据1940 年代在拉萨生活的汉僧邢肃芝回忆,当时拉萨云南会馆的负责人叫张筱舟,他不仅在拉萨做买卖,在印度噶伦堡也开有分公司。云南商户以马世元资格最老,年轻时就来西藏做生意,经营茶叶、首饰和羊毛等。其他云南商人和商号还有马连元、铸记、刘富堂、张小周、恒小周、恒盛公、洪记等。除了云南商人,还有一些四川商人在拉萨经营小宗茶叶生意。曾在拉萨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担任科长的李有义考察拉萨市场后指出,云南商人最多时有30 多家,他们主要的业务是进口茶叶、铜器、食品等”⑨

销藏滇茶主要用于烹制藏族传统饮茶品种酥油茶,由于味道醇厚,深受西藏人民欢迎。但是,自20世纪初开始,仿造康砖和云南沱茶的印茶挟价格优势也大量进入西藏市场1940 年代初,康藏贸易公司总经理格桑悦希在印度噶伦堡考察后发现,噶伦堡有数家印度人、英国人经营的销藏茶叶商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家: 一是印度人西日让的商号,用仿造的康砖和云南沱茶换取西藏的羊毛,年产砖茶150 担,沱茶700 担; 二是英国人邦卡巴任的茶庄,仿造的佛海沱茶每年产量可达2 000 

滇茶销藏并非一帆风顺,英属印度政府经常对旅居印度的中国商人往来印藏进行百般阻挠。1912

日,在印度加尔各答经营天益商行的粤商陆兴祺致电大总统袁世凯,称英使干涉藏事……不准华人由印度来往西藏,种种为难”③。由于从印度进入西藏的商品只对藏族贵族和商人实行免税,所以汉族商人需要从贵族或藏商那里购买英国人发放的免税证”。售卖免税证成为当时藏族贵族的一笔不菲的收入。藏族巨商邦达昌、桑都昌、擦绒等在噶伦堡等地都设有商号经营羊毛和茶叶生意,其中桑都昌是英国大茶商邦卡巴任在西藏的代销商,酬金按售后价格的十分之一收取。

余论

藏族是世界上最喜欢饮茶的民族之一,喝茶是藏族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现有的藏汉史籍记载,藏区最早使用茶叶开始于吐蕃赞普时期,相当于内地的唐代。那时候茶叶在青藏高原并未普及。因为稀缺,茶只是王公贵族和僧侣阶层能够享用的珍贵饮品,甚至当作治病的良药。到了宋代,随着吐蕃与北宋茶马贸易的开展和加深,茶叶开始大量进入吐蕃境内,喝茶作为一种习俗和生活方式迅速普及到吐蕃社会各阶层。明清之际,茶叶已经成为藏族群众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正如藏族谚语所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但是,藏族百姓的饮用茶虽然被称为藏茶,藏区却不产茶。藏区消费的茶叶主要来源于四川雅安、平武及滇西南、陕南一带的产茶区。基于茶叶对于藏区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它被历代中央王朝作为驭番的重要手段加以控制。因此,从另一角度来看,茶叶在维系中央王朝与青藏高原藏区的关系上,政治意义并不亚于经济意义。

滇茶销藏始于明末清初,发展十分迅速,并开辟了多条马帮入藏线路。云南的大理、丽江等作为滇茶入藏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快速崛起。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四川藏茶仍然是销藏的最主要品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朝末年,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挑拨下,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所削弱,四川藏茶由于入藏道路不畅、价格过高,特别是受到印茶倾销的影响,在西藏的销量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滇茶海上通道的开通以及根据清末签订的《中英滇缅通商条约》和《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规定,滇缅印藏间不征税,这就使得滇茶由海路入藏成本大为降低,销藏数量不断增加。到了民国初年,滇茶取代四川藏茶成为内地茶叶销藏的主要品种。民国时期印茶与滇茶同时成为在西藏销售的主要茶叶品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9 年后才发生转变,即雅安边茶重新成为西藏茶叶的主要品种

滇茶销藏的海上之路,兴起于两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之后的印茶向藏区倾销的危难之际,打破了英国企图独霸西藏茶叶市场的企图,在满足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同时,对于维系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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