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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立波丨贡回市茶:明代朝贡贸易与藏区社会经济的变化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3-26 来源:民族史 作者:邹立波 浏览次数:199
 邹立波丨贡回市茶:明代朝贡贸易与藏区社会经济的变化

摘要:藏区朝贡贸易是明代治藏政策与藏区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明代前期藏区朝贡活动日趋贸易化,形成“贡赐”与“贡市”两种贸易形式。朝贡规模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张弛关系成为影响明代中后期藏区朝贡贸易演变趋势的主导因素。数量庞大的使团频繁从事朝贡贸易引发明代藏区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具体体现在藏区教派寺院网络、跨区域贸易和地方权力关系,以及乌思藏与东部藏区之间的宗教、经济整合等层面。

关键词:明代  朝贡贸易  藏区社会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受“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朝贡是明代维系中央王朝与藏区政教势力之间政治隶属关系的重要途径。明代对藏区朝贡总体上持鼓励、宽容的态度,给予丰厚的回赐物,并允许从事有限度的贸易。数量庞大的朝贡使团往来、活跃于内地与藏区之间,形成汉藏关系史上独特的互动交往模式。在贡市之利的促使下,藏区使团的朝贡活动逐步发展为一次次运销物资的贸易行为。频繁的朝贡人员、物资流通对明代藏区跨区域贸易、教派寺院网络、地方权力关系等造成深刻影响。目前有关明代藏区朝贡的既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层面。藏区朝贡贸易的专题性文章并不多,而且往往着眼于中央王朝的治藏视角,对朝贡贸易与明代藏区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或有所忽视,或较为薄弱,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1]本文拟依据汉藏文献史料,讨论明代藏区朝贡贸易的演变趋势,以及藏区朝贡使团如何借助朝贡途径,运用各种资源进行“贡赐”或“贡市”的贸易活动?藏区朝贡的贸易行为如何将内地、东部藏区与乌思藏(dbus gtsang,即卫藏)联系起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从多元视角理解明代藏区朝贡对于汉藏关系的历史意义。

 

一、明代藏区朝贡贸易的演变趋势


元明更迭之际,茶布等内地物资在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藏文文献经常提到世俗领袖向高僧敬献茶叶、绸缎,高僧向寺院布施斋僧茶的情节,以及有关侍茶者(gsoljapa)角色等的记载。藏区社会对内地茶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称,在藏历土猪年到铁鼠年间(1359-1360年),康区东部的木雅热岗(rabsgang)地方为答谢噶玛噶举派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调解纠纷的功绩,曾经向其敬献两千两黄金、七百匹马和五百块茶砖。[2]内地茶布与布施等宗教行为的结合是14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物质条件。自明初起,明朝对藏区采取“广行招谕”的政治安抚策略,举凡“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3]“优予贡利”的朝贡与“多封众建”的分封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明代非强制性的主要治藏原则。藏区政教势力接受招谕,远赴内地朝贡。“恋贡市之利”的现实需求很快将朝贡与贸易联系起来。朝贡贸易成为明代茶马互市之外茶布等内地物资大量流向藏区的另一条重要渠道。


明代的藏区朝贡贸易大抵可以划分为官方、民间两个层面。前者是朝贡者“优予贡利”,通过政治朝觐方式从朝廷获取可观的回赐物,构成制度化的“贡赐”贸易关系。藏区的“贡赐”贸易在整个明代朝贡体系中颇具代表性。据万历年间的礼部声称,“各夷年例进贡,惟西番人数甚众,其赏赐甚厚”。[4]后者是朝贡使团在赴内地朝贡途中“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5]自发从事物资购运活动,形成民间化的“贡市”贸易形式。前者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两者难以简单割裂开来。回赐物往往会转化为等价交换物,流通于“贡市”贸易中。根据朝贡贸易与制度规范的张弛关系,明代藏区朝贡使团的贸易活动大致分为前期(洪武至宣德)、中期(正统至正德)和后期(嘉靖以后)三个阶段。


明代前期是藏区朝贡贸易发轫和初步形成时期。依据《明实录》统计,洪武年间藏区朝贡62次,其中乌思藏16次。[6]朝贡者开始在回程途中从事“贡市”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来自朵甘mdo khams)的使臣“以私茶出境”。时值朝廷连续五次颁诏查禁私茶之际,明太祖出乎意料地回谕道,“禁令以防关吏及贩鬻者,其远人将以自用,一时冒禁,勿论”。[7]明初的默许和放任态度助长了此后藏区朝贡贸易化的趋势。到永乐年间,曾长驻北京的明成祖深受蒙古奉佛传统影响,进一步提升藏传佛教僧徒的身份和地位,形成永乐时代以来皇室尊奉藏传佛教的崇佛之风。[8]藏区朝贡次数增至103次,乌思藏使团多达38次。朝贡人数在永乐末年逐年增加,出现规模达百余,乃至三百余名的使团。朝贡者的身份开始从洪武年间的俗官为主,逐步转变为永乐末年以降的僧职人员占主导。回赐物规格大幅提高。永乐十九年(1421年)颁定的标准规定,“各番夷朝贡赏例务从厚,悉依品级”,[9]大量增加茶叶及白银、白金、纻丝衣、綵币等贵重物品。尽管大规模的“贡赐”贸易尚未形成,封授、厚赏藏传佛教僧徒的做法却极大刺激和改变了藏区政教势力对远赴内地朝贡的热忱和认识。


仁宣时期承续永乐末年态势,成为藏区朝贡规模井喷式膨胀,以及朝贡活动日趋贸易化的阶段。在短短的十年间,朝贡次数猛增到267次。毗邻内地的岷、洮、河等西北藏区取代乌思藏,朝贡多达146次,是朝贡使团的主要来源地。百余名的使团规模已较为常见。人数最多者达五百余名。“贡赐”和“贡市”两种贸易形态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乌思藏阐化王等处贡使擅自“以朝廷赐物易茶”,携运返藏,受到朝廷的宽容和允准。[10]从仁宣时期起,乌思藏朝贡者中开始出现无僧职、无寺属的个体“番僧”“剌麻”“僧人”或“高僧”朝贡现象,暗示朝贡者身份从藏区宗教领袖向普通僧侣阶层的下移。越来越多的藏区各阶层僧俗参与到赴内地的朝贡贸易中。


明代中期藏区朝贡贸易趋于常态化和规模化。朝贡回赐物以“食茶”、银、钞、绸缎、棉麻织物等为主。自正统年间起,藏区朝贡使团携运“食茶”的惯例逐步形成。“食茶”作为朝贡给赐的组成部分,或由朝廷提供额度不等的定量回赐,或被允准在回程途中自行购运。来自藏区各地的朝贡者以“市茶”或换购“食茶”名义,在朝贡沿途私行贩茶,运送数千斤或万余斤茶叶返程,“缘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11]受此影响,正统年间藏区朝贡次数多至302次,仅西北藏区就有155次。由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处赴内地的朝贡者经陕西,过潼关,从山西、北直隶直趋北京。沿途地方官府出现疲于供役、用度不敷的状况。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频繁南下及土木堡之变的政治变局对藏区朝贡产生不容忽视的短期冲击和影响。西北藏区“番人为北狄所侵掠”,[12]朝贡次数断崖式地大幅减少。景泰至天顺年间,毗邻四川内地的藏区朝贡次数超过西北藏区。越来越多的乌思藏、朵甘朝贡使团选择沿川藏道,从四川进入内地,转经长江、大运河赴北京朝贡。贡道选择的转变与繁荣的“贡回市茶”贸易关系密切。特别是景泰年间至成化初年,“四川乌思藏等处番僧指以进贡为由,结成群党,兴贩茶货营生”,前往湖广岳州府(今湖南岳阳)宝庆等产茶区收购茶叶,或“于湖广荆州府地面贩买私茶,下番得利。以此诈冒奔超,混同买茶,又买铜锡铁锅等器,俱是逼勒陆路男妇抬送。每次五七百扛至千百余扛者,前起未去,后起又来,往复接踵”。[13]朝贡者时常光顾沿途的酒店、客栈、商肆和市集等场所,同“官员、军民、铺店之家私与交易物货,夹带回还”,[14]购运茶叶及铜、锡、磁、铁等器物。沿着长江流域的产茶区和茶叶集散地形成一条经由四川通往藏区的“贡市”贸易路线,其中以毗邻四川内地的董卜韩胡宣慰司等朝贡使团的贸易活动最为活跃。


尽管正统至天顺年间,明朝中央一改明代前期的姑息态度,对藏区朝贡使团“贡市”贸易陆续出台各项禁约的敕令和榜例,却并没有根本改变朝贡贸易不断膨胀的趋势。成化初年礼部尚书姚夔奏称:


查得乌思藏宣德、正统年间番僧进贡每年多不过三四十名,自正统十四年至景泰年间起次数渐多,然每年亦不过三四百名,至天顺年间,每年或有增至二三千名者。今照成化元年正月起至本年八月止,起送并存留总该一十五起,共人三千七百七十名,已赏过一千三十八名,未赏二千七百三十二名,共该钞一十八万八千四百钱,綵缎三千七百七十四表里,马价纻丝二百四十九匹,衣服三千七百六十八套,靴袜各三千七百六十八双,食茶二十二万六千八十斤,其后来者又不可量。[15]


成化年间,藏区的朝贡次数再次大幅攀升,增加到334次,成为明代藏区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西北藏区朝贡次数骤增至215次,与正统十四年以后明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大规模衰落不无关系。[16]从成化初年起,明朝廷迫于朝贡中的各种弊端,对藏区朝贡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规范,尤其是贡期、贡道、朝贡人数、存留起送、私茶贩运及冒替滥赏等问题。但是由于种种限制,朝贡改制举措在短期内的实际收效并不理想。[17]违例进贡现象屡见不鲜。朝贡者前赴后继,人数不减反增,仅成化八年(1472年)陕西岷、洮等卫所起送的各簇“番人”多至四千二百余名。[18]成化末年数次出现千余员名的乌思藏朝贡使团。明朝廷无力供应充足的赏赐綵段,不得不折支生绢或茶叶。回赐“食茶”数量最多时一次可达二万余斤,乃至八万八千余斤。“食茶”大多由川、陕茶马司供给。成化末年,陕西茶马司每年用于支出进贡“番僧”的茶叶多达四、五万斤,超过岁办茶叶总数。滥赏“食茶”导致“各僧候支有迟至一、二年者,日费廪饩,坐耗边储”。[19]由于皇室佞佛成风,朝贡“番僧”自行换买、购运茶货之事时有发生。东洋文库《西番馆来文》有关朝贡“番僧”呈请颁给购运茶货勘合的事例主要集中在成化年间,涉及乌思藏阐化王、辅教王及陕西岷州卫(今甘肃岷县)大崇教寺、西宁卫瞿昙寺等朝贡使团。如成化十五年(1479年),乌思藏辅教王贡使沙加星吉等三百六十三名进贡,获准给予“食茶”勘合,“将赐赍物于湖广荆州境内市茶,人六十斤”,并借助“官船脚力等项,回还便益”。[20]因此,朝贡“番僧”的贩茶行为虽然在天顺、成化年间一再遭到明文禁止,“贡市”贸易依然有条不紊地持续,始终是明代中后期大量内地物资流入藏区的重要途径。


弘治到正德年间皇室延续了成化年间的佞佛之风,但是朝贡改制措施的长期推行开始起到抑制朝贡规模的作用。朝廷不断以减赏、拒赏的方式惩戒冒替乌思藏“番僧”或违例进贡者。藏区朝贡使团或许逐步意识到和适应明朝廷的控制节奏,放缓朝贡的频度。弘治年间朝贡次数下降到164次,正德年间则为112次。不过,朝贡定例常为皇室的佞佛行为扰乱。部分朝贡使团通过增加“例外茶斤”的特许权,一次性可获取回赐“食茶”六万或八万九千余斤。正德年间更是变更弘治旧例,将全赏朝贡者的数量“增至三百余名,费不赀矣”。[21]回赐特例和赏例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朝贡次数缩减对藏区朝贡贸易的冲击和影响。


自成化以降,藏区朝贡使团被分作到京(正额)和留边两拨。隆庆三年(1569年)的朝贡改制将人数定额大幅增加。但绝大部分朝贡者留边。到京者限定在八人以内。[22]留边者将居留数月,等待到京朝贡者的返回。期间开销费用均由官府承担。在整个朝贡流程结束时,为数众多的留边朝贡者可获得减赏或半赏的丰厚赏赐物品。到京朝贡者被允许在会同馆内开市贸易三日或五日。由礼部主客司在馆门首张贴告示。各商铺遣人入馆内公平交易。[23]会同馆在短期内被开放为商货交易的场所。贡使可以借机同京城的商铺坐商接触和换购所需的物品。坐商则充当起将朝贡回赐物推向民间市场的角色。


嘉靖年间是明代中后期藏区朝贡贸易的转折。嘉靖末年撰著而成的藏文史籍对明世宗并无太多好感,声称“后继任皇帝是位信仰本教之士,做了许多有害于佛法之事”。[24]明世宗斥佛尊道的信仰转向,以及厉行朝贡定例的做法显然减缓了藏区的朝贡贸易活动。朝贡次数在近半个世纪内仅有162次。僧职朝贡者的数量大为减少。受日趋严密的朝贡禁约节制,朝贡使团转而以人数规模,抑或“去年已赏,今次复来。或同一师僧,而袭职异名;或同一职衔,而住坐异地”[25]的混冒进贡,以及洗改支茶勘合、半赏咨文[26]等方式来弥补次数频率,维持内地与藏区之间的朝贡物资流通规模。千余名的朝贡使团越来越常见。同行进贡者最多达到四千余名。嘉靖以来藏区朝贡贸易演变的最大变化是“例赏折银”,即将应赏衣段、綵币等折给银两。隆庆三年(1569年)朝廷正式议准,“西番贡使全赏者,礼部照例分别题请颁给。减赏者每名给银三两,绢二匹。每匹折银三钱,于本布政司库贮银内支给”。[27]折银事例在隆庆至天启年间的260次藏区朝贡回赐中普遍实施,逐步成为定制。1572年以后的实录中有关回赐白银的明确记载多达54条。[28]折价白银、支给食茶构成明代后期藏区朝贡贸易的基础。这导致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流入藏区,从而将藏区朝贡贸易与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进程,乃至全球白银贸易联系起来。

 

二、朝贡贸易对明代藏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那么,在长达二百余年间,数量庞大的朝贡使团往来从事朝贡贸易,对明代藏区社会经济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藏区社会如何回应朝贡贸易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这些无疑是多层次理解和认识明代汉藏关系史难以忽略的历史面向。


首先,朝贡贸易促使大量内地物资流入和集中于寺院,为明代藏区寺院僧伽集团宗教权威的构建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特别是15世纪以来格鲁派的迅速崛起提供坚实、持续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形塑和强化了寺院在藏区商业贸易活动中的经济角色。


进入明代,茶叶、绸缎等越来越成为藏区宗教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资。围绕茶叶展开的行茶、侍茶、煮茶、茶宴、茶会、午茶、茶供、斋茶和布施砖茶等活动更加常见于明代藏传佛教僧徒撰写的藏文文献中。《新红史》载,藏历土羊年(1499年),信奉噶举派的仁邦巴“在帖寺及泽当寺两寺依次设立了新的讲院,举行了献供大会;汉地和蒙古时期的各种希奇珍宝、茶、绸、缎,以及金、银等等,这些百姓所难以想象的财物,均被用来做为大规模的供献”。[29]《贤者喜宴》有关噶玛巴的传记曾提到,藏历鼠年(1408年),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大宝法王)从内地携运回赐物返藏后,“为卫藏不同教派所有五人以上的寺院奉赐斋僧茶,并为所有佛殿敬献有大量供品”。[30]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自传声称,1512年“对全寺(扎什伦布寺——引者注)的二千名僧人熬茶供饭,在上师意希孜摩的身前奉献了大量的礼品,并且作为建立缘起发放了布施”。[31]因而流向藏区的大量茶叶、绸缎等被用于寺院法会,或是熬茶、布施、供献等宗教活动。通过布施等渠道,内地物资流转于僧俗、寺院以及乌思藏与东部藏区之间。熬茶或布施茶叶等行为被当作展示和树立藏传佛教高僧、僧伽集团宗教权威的重要方式,时常出现在藏文书写的宗教事迹中。


事实上,明代藏区寺院僧伽集团宗教权威构建的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番僧”使团的朝贡贸易实现的。在赴内地的朝贡活动中,寺院僧伽集团充当起将内地物资输往藏区的贸易中介角色,也是藏区朝贡贸易最大的经济受益者。明代藏区的朝贡使团主要由“番僧”构成,朝贡次数多达1303次。“土官”、寨官、头目、寨守、簇首等组成的俗职朝贡者次数仅649次,又以弘治以来西北藏区居多数。朝贡贸易带来的内地物资价值远远超出贡物。来自乌思藏、东部藏区的各教派大寺院在朝贡贸易中累积起可观的财力。藏历羊年(1535年)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在楚布寺“略微观看一下黑仓库,即亲眼见到了大明皇帝所赐的金佛、两幅以十尊者为主的福田与施主之丝绸大唐卡以及珍贵的服装和坐垫等,并引进不少财富”。[32]寺院僧伽集团,甚至高阶僧侣个人掌握着大量可资支配的内地物资,足以支付起一次熬茶或布施活动的不菲开销。这促使寺院僧伽集团日益热衷于长途的朝贡贸易,不断介入和试图控制藏区长途和区域性的贸易市场,形成僧侣经商,即“喇嘛商”的独特寺院商业形态。[33]明朝的封赏和寺院对内地物资的掌控,转化为藏区地方宗教权威主导内部秩序的支撑。


长途的朝贡贸易至少部分地与15世纪以来格鲁派的兴起有关。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正是借助释迦也先(即大慈法王)1418年从内地带来的回赐物兴建而成。满载而归的释迦也先向宗喀巴奉献大批回赐物,举办诵经祈祷活动,为“以甘丹寺为主的各寺院发放布施、熬茶等”。[34]这应是明代中后期以河州(今甘肃临夏)弘化寺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纷纷赴内地朝贡的重要原因。部分寺院修缮所需物资则直接得益于“贡市”贸易。如成化年间,陕西岷州(今甘肃岷县)大崇教寺禅师桑儿结坚参进贡的表文奏请道,“欲将赏赐换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木器、磁器、鞍子、药材、食茶等物”。[35]明代从未间断的“贡赐”“贡市”贸易并行交织,既密切朝贡者与明朝廷的政治关系,也为寺院带来营建、缮治和维持寺院运转的日常所需品。朝贡贸易成为明代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经济发展和宗教力量增强的重要动力,也是构建和稳固藏区权力秩序,奠定明末清初藏区政教格局的外部辅助力量。


其次,乌思藏朝贡使团频繁往来于青藏道、川藏道进行朝贡贸易,逐步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沿途藏区,进一步整合乌思藏与东部藏区之间的宗教、经济关系,形成从乌思藏向东部藏区延伸的跨区域长途贸易趋势。


明代乌思藏朝贡使团的朝贡次数达326次。从乌思藏远赴内地的朝贡往往不是一次单纯的旅行活动,而是与沿途藏区政教势力持续接触、交往、合作,加强宗教、经济联系的过程。永乐至宣德初年,噶举派五世噶玛巴、萨迦派法王贡噶札西坚赞贝桑波(即大乘法王)、格鲁派释迦也先等颇具宗教影响力的高僧大德先后受邀赴京。沿途的社会活动糅合藏区政治朝贡、朝圣游历、授徒传教、兴建寺院等传统元素,将乌思藏与东部藏区的灵藏(glingtshang)、木雅热岗(rabsgang)等地,以及岷、河、洮等处新建瞿昙寺、大崇教寺等政教势力紧密联系起来。[36]明初乌思藏朝贡使团的沿途活动是宋元以来各教派向东部藏区宗教传播的组成部分,也为明代中后期乌思藏朝贡贸易的开展提供可资联络和运用的宗教、社会资源。


自宣德年间以来,藏区朝贡趋于贸易化。东部藏区朝贡者越来越起到乌思藏朝贡贸易合作者的中介作用。乌思藏朝贡使团沿贡道,如川藏道沿线旅行“约有数月程,皆黄毛达子之地,无州县驿递,亦无市镇村落”,[37]经过不同政教势力控制的农区或牧区辖地,进入陌生的内地,从事长途朝贡贸易,需要得到东部藏区各地政教势力的支持和协助。东部藏区朝贡者常常混入或诈冒乌思藏朝贡使团,谋求更为丰厚的回赐物。成化初年陕西按察司副使呈诉道,“进贡番僧,其自乌思藏来者,大率三分之一,余皆洮、岷近境寺僧、番民诡名希赏”。[38]故而共同的需求驱使朝贡者往往邀约而行,由跨区域的“番僧”组成庞大的朝贡使团。


跨区域结合的朝贡使团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乌思藏朝贡者与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政教势力之间的合作关系;二是乌思藏与东部藏区的寺院或法嗣从属关系。正统以后,乌思藏“番僧”“剌麻”时常与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董卜韩胡宣慰司等地的朝贡者联袂朝贡,如“董卜韩胡宣慰司并乌思藏地方剌麻番僧”“四川长河西并乌思藏剌麻”“乌思藏并董卜韩胡地方番僧头目”“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土官并乌思藏嗟堂等寺”等等。这些均属于前一种类型。乌思藏朝贡者往返于藏区与内地之间,与地处贡道要冲的藏区政教势力往来熟稔,或暗中从事“贡市”贸易。如正德年间乌思藏直管招讨高管等袭职朝贡返回途中,“得赐番茶六万斤”,又与天全六番招讨使高继恩把事“挟带私茶至六倍所赐,而贿带商茶尤多”。[39]后一种类型可从朝贡者来源地名称的转换、叠加记载中得到印证,如“乌思藏尊胜寺剌麻”与“长河西尊胜等寺番僧”,“陕西岷州卫永安寺”与“乌思藏永安寺”,抑或“陕西洮州卫及乌思藏西宁卫土僧剌麻”“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使喃哩遣把事短竹伯并大宝法王之徒剌麻锁南札”等。藏区各教派寺院常有跨区域的主寺和属寺的从属关系。尊胜寺、永安寺与乌思藏寺院极可能存有此类关系。“土僧剌麻”“大宝法王之徒”与乌思藏佛教界关系密切,驻锡在西宁卫、长河西。一份明代中期的呈奏来文恰好反映出乌思藏与东部藏区僧人之间的内在联系:


答仓辅教王锁南巴藏卜奏:有都纲南渴,在于洮州地方住坐,前到乌思藏各寺,率领僧众熬设广茶,祝延圣寿。乞照例升他国师职事,给与印信、冠帽、袈裟便益。[40]

 

根据《西番馆来文》所载,“熬设广茶”所需茶叶大多是朝贡使团从内地购运而归的“食茶”。[41]洮州的都纲南渴如同西宁卫“土僧剌麻”和长河西“大宝法王之徒”,在乌思藏与东部藏区之间扮演着衔接和沟通的角色。乌思藏朝贡使团借助寺院或法嗣从属关系开展朝贡贸易,促进和推动了遍布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关系网的构建和发展。[42]

 

在朝贡贸易的影响下,藏区朝贡使团赴内地的贡道俨然变成内地物资输往藏区的通道,并逐步与明代茶马贸易商路合流。正德年间,明武宗遣派太监刘允从川藏道入藏迎请八世噶玛巴,在藏区驻地“每日卖出的大批汉地商品皆要列出,每日各种颜色的布和线、各种颜色的丝绸、各种颜色丝线等”。[43]明朝廷使团的贩卖行为或可视为明代藏区朝贡使团在途中贸易活动的写照。为适应沿途藏区的环境,朝贡使团可能不断通过物物交换或零售交易获取日常必需品,从而渐渐衍生或附带商帮因素。此诚如一位晚清法国探险家在藏区的观察,寺院大商队的组织形式“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朝贡使团(政治性的)”。[44]由此,藏区朝贡使团赴内地的朝贡之行演变为大宗物资交易、流通于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过程。跨区域的陆路、水路交通路线将青藏道、川藏道沿线的农牧区与沿途的内地都邑、市镇等连接起来,成为明末清初以来从乌思藏贯穿东部藏区、向内地辐射的长途贸易前奏。


再次,赴内地的朝贡贸易活动无形中强化了藏区僧俗各阶层的权力阶序关系。一次成功的朝贡贸易活动能够获得如此可观的回赐物,也引发藏区政教势力对朝贡权限及贡道控制权的竞争。


明代中后期试图以身份地位、赏赐规格、印信勘合等依据来界定藏区不同阶层政教势力的朝贡权力,达到限制朝贡规模、禁约诈冒滥赏目的。成化年间朝贡改制接连规范乌思藏贡例,规定“番僧”贡使文书需钤盖阐化王等王印,“其余国师、禅师等印,皆不许行”,进而限定“国师以下不许贡”。长河西“番僧”则令国师“岁宜与各寺寨轮贡”。[45]贡例和轮贡的实施导致藏区朝贡的支配权下移和集中到明朝封授的高阶僧俗领袖手中。赴内地的朝贡贸易需要得到这些高阶僧俗领袖的授权或支持。不仅如此,“贡赐”贸易中的回赐规格与藏区僧俗领袖的权力阶序关系直接联系起来。按照惯例,正赏回赐物的种类、数量是根据遣主及朝贡者身份等级,如宣慰使、指挥佥事、“土官”及妻、国师、普通僧人等来判定。[46]这些规定对于藏区地方权力关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万历十三年(1585年)长河西等处进贡的国师因“以病归,未领买茶勘合,归而诸番日以争茶斗,至刻木为信乃已”,后于万历十七年(1590年)赴京朝贡,“贡夷求两度勘合”。[47]可知,从事朝贡贸易直接牵涉到藏区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高阶僧俗领袖既是朝贡权力的掌握者,又是调解和平衡地方权力关系的仲裁者,以及地方利益的诉求者。经过二百余年的影响,朝贡贸易已经深深地触及到藏区的地方权力秩序。


然而,朝贡贸易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藏区地方权力的内部秩序,也引起不同区域政教势力之间的横向角逐和较量。明代藏区“贡市”贸易的给赐标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不对等特点。嘉靖十五年(1536年)陕西岷州卫大崇教等寺进贡“番僧”劄失禄竹来文奏称,“我每今要回还,有旧例自买食茶三十斤,乞比照四川董卜韩胡番僧食茶事例,每名买茶一百五十斤,准令各僧自备价银照例收买,回寺熬煎广茶,祝延圣寿”。[48]董卜韩胡“番僧”的“食茶”给赐以“贡回市茶”事例载入《大明会典》内。朝贡使团到京者、留边者均可领取勘合,按人均额自行在湖广产茶区购运“食茶”,自行雇募船只载回。[49]“食茶”给赐差异造成内地物资流向藏区不同区域的规模不均衡。因而藏区朝贡者之间因明代贡例的差别对待而存在着区域性的区隔、攀比和竞争的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集中体现在贡道的控制权问题上。明代藏区贡道路线受成化初年朝贡改制影响趋于规范,渐成定制。但是藏区贡道跨越不同区域,又受制于各政教势力的相互牵制。正统六年(1441年)董卜韩胡宣慰司谋划开辟路经保县(今四川理县)的贡道,遣使赴内地贡马,遭到杂谷及谷墩的强烈阻挠。双方一度相持不下,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四年(1449年),董卜韩胡宣慰司趁杂谷安抚司内讧之际,才逐步控制和开通经保县赴内地的贡道。董卜韩胡与杂谷之间的贡道之争由来已久。早在宣德年间四川官署已令董卜韩胡改道雅州(今四川雅安)北,赴内地入贡。[50]由于控制保县贡道,景泰年间董卜韩胡赴内地朝贡的次数大幅增长,积累起数量可观的财货。景泰三年(1452年),董卜韩胡在松州(今松潘)以西阻截“生番”赴内地的贡道,并向“生番”散发马甲、银两,企图笼络“生番”势力。[51]这些银两财物极可能就是通过赴内地的朝贡贸易获得的。成化初年,杂谷安抚司舍人耿着思吉收复董卜韩胡占据的旧维州地方(今四川理县)。董卜韩胡经保县通内地的贡道自此中断。除经由雅州外,董卜韩胡贡使时常翻越巴郎山,经潦泽关,至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入内地。隆庆元年(1567年),董卜韩胡又与草坡(今四川汶川)发生争贡事件,一度波及周邻汉人村寨。[5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控制贡道就是控制财富和权力。贡道控制权问题已然演变为明代东部藏区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结   语


藏区朝贡贸易是明代治藏政策、汉藏民间经济和社会交往共同作用的历史产物,也是藏区社会自我选择的结果。朝贡的实践对于明朝廷是政治上的获益和经济上的牺牲。到明代中后期,朝贡开支越来越变成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内地物资通过朝贡贸易途径流向藏区,实质上是明代政治、经济整合框架内的资源重置。朝贡贸易不仅加强和凝聚藏区政教势力对明朝廷的政治向心力和归属感,而且与官营茶马贸易互为辅助,将内地与藏区的民间贸易联为一体,形成规模庞大的物资流通网,为清初以来汉藏贸易的发展奠定下基础。


明代朝贡制度的变动、实施受到藏区朝贡贸易的深刻影响。制度规范与朝贡贸易之间存在掣肘、制衡的复杂关系。藏区使团赴内地的朝贡贸易并非是全然受制于制度规范的被动行为,而时常与之发生抵触。受皇室佞佛等因素影响,朝贡制度既约束藏区朝贡者的朝贡行为,又始终对朝贡违例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扶持和鼓励藏区政教势力赴内地朝贡的活动。因而朝贡贸易的演变趋势是明朝廷与藏区地方之间双向互动、互为影响的过程。


朝贡贸易兼具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质,决定其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地方视角来看,朝贡贸易是探讨明代藏区区域内部的宗教格局、经济贸易和权力关系等难以忽视的历史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朝贡贸易起到进一步链接和整合整个藏区宗教、政治和经济的潜在推动作用。受丰厚回赐利润的驱使,即便僻远地方的藏区僧俗各阶层也努力参与和加入到赴内地的朝贡贸易洪流中。于是,前赴后继的朝贡贸易构成一部藏区与内地之间人群、物资流动的交流史。



[1]相关代表性论著参见武沐:《论明朝与藏区朝贡贸易》,《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彭陟炎、周毓华:《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ElliotSperling. The Szechwan-Tibet Frontie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1988.Vol1.p.37-55;邓前程:《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第203-229页。

[2](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周润年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45页。

[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31《西域三·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中华书局,1974,第8589页。

[4]《明神宗实录》卷81,万历六年十一月癸丑条。

[5]《明英宗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四月辛亥条。

[6]明代藏区朝贡次数极难精确、完整统计。原因在于:一是历朝实录对朝贡的记载方式有较大差异,常难以准确判定朝贡者是同行,抑或各自进贡;二是明代中后期实录存在不少朝贡漏载现象。所以本文统计的朝贡次数主要是为了体现出明代藏区朝贡规模的总体走势。

[7]《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丁酉条。

[8] Hoog Teik Toh. 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 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2004.p.129.

[9](明)谈迁:《国榷》卷17,中华书局,1958,第1177页。

[10]《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辛亥条。

[11]《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四月辛亥条。参见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第62-67页。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第1949页。

[13](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四》,齐鲁书社,1997,第602、603页。

[14]《明代宗实录》卷243附61,景泰五年七月癸丑条。

[15](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四》,第603-604页。

[16]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17]朱丽霞:《明宪宗整饬“番僧”朝贡弊端的努力与实效》,《佛学研究》2013年总第23期。

[18]《明宪宗实录》卷69,成化五年七月丁酉条;卷105,成化八年六月辛卯条。

[19]《明宪宗实录》卷236,成化十九年正月壬寅条。

[20]任小波:《明代<西番馆来文>研究释例》,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205页;《明宪宗实录》卷186,成化十五年正月甲戌条。

[21](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六五》,齐鲁书社,1996,第715页;《明武宗实录》卷162,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亥、五月乙丑条。

[22](明)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108《朝贡四·西戎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第1611页。

[23](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36《主客司职掌·土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676-677页。

[24](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第526页。

[25]《明世宗实录》卷348,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壬辰条。

[26]《明神宗实录》卷81,万历六年十一月癸丑条。

[27](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38《主客司职掌·给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713页。

[28]ElliotSperling.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nflux of New Worlds Silver intoTibet during China's "Silver Century" (1550-1650). The TibetJournal, Vol.34/35, No.3/2, (Autumn 2009-Summer 2010)

[29](明)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颢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第68-69页。

[30](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第212页。

[31](明)根敦嘉措:《二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113页。

[32](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第551页。

[33]Wimvan Spengen. Tibetan Border Worlds: 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Trader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2000.p.69-79.八世噶玛巴驻锡后藏时,曾颁布随行侍从不准经商的法规。参见(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周润年译注,第556页。

[34]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第105-106页;唐景福:《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第12页。

[35]吴均:《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第120页。

[36](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第202-203、218-219页;(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第167、641页。

[37]《明武宗实录》卷132,正德十年十二月庚申条。

[38]《明宪宗实录》卷42,成化三年五月丙子条。

[39]《明武宗实录》卷162,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亥条。

[40]任小波:《明代<西番馆来文>研究释例》,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第206页。

[41]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乌思藏阐化王贡使“乞准臣等买茶带回,熬广茶祝延圣寿便益”。嘉靖十四年(1535年)陕西岷州卫大崇教寺贡使奏称,“准令各僧自备价银照例收买,回寺熬煎广茶,祝延圣寿”。参见任小波:《明代<西番馆来文>研究释例》,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第207、214-215页。

[42]有关藏区寺院关系网的研究,参见Beatrice D.Miller. TheWeb of Tibetan Monastic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0.No.2(Feb.,1961).

[43](明)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第524页。

[44]F.Brenard.Tibet: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Hutchison&Co.PaternosterRow.1904.p.287.

[45]《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条;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卷243,成化十九年八月癸未条。

[46](明)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112《给赐三·外夷下》,第1656-1660页。

[47]《明神宗实录》卷215,万历十七年九月庚申条。

[48](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第377页。

[49](明)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112《给赐三·外夷下》,第1658-1659页。

[50](明)袁子让:《全蜀边域考(续)》,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舆地文献汇编》第2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第307页。

[51](明)于谦:《忠肃集》卷4《南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52页。

[52](明)袁子让:《全蜀边域考》,姚乐野、李勇先、胡建强主编《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第16册,巴蜀书社,2014,第348页。

来源: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二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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