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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11-06 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作者:曹必宏 浏览次数:188
 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摘要】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受到一定影响,但川康、云南等地茶叶仍然是西藏同胞日常生活必需品,并从不同渠道运往西藏等藏区。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有关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边茶贸易——包括川茶、康茶和滇茶运销西藏和藏区的情况梳理可以看出,内地与藏区的边茶贸易对维系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藏;档案;边茶贸易

 

      民国时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一度不睦,并曾发生三次康藏纠纷及藏军武装进攻青海等战争行为,但总体说来,西藏仍保留在祖国大家庭中,中央政府仍然行使着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经贸往来虽也因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受到一定影响,但西藏地方的羊毛、兽皮、麝香等土特产仍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川康、云南等地茶叶也仍然是西藏同胞日常生活必需品。因资料匮乏,对于民国时期祖国内地与西藏的经贸往来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本文拟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为主,对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边茶贸易作一粗略的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西藏、西康西部等藏族地区地居高原,气候寒冷,农业以耐寒的青稞、小麦为主要作物,畜牧业以牦牛、绵羊为主要品种,因而藏民的饮食结构以青稞、糌粑、牛羊肉及奶酪为主,都是难以消化的高蛋白,而茶叶则具有“消食、止渴、除痰、去腻、明目、消暑、益思”等特殊功能,茶叶向为藏民生活必需品,对藏民生活起着“不可一日无茶”的特殊作用,“藏族嗜茶,犹吾人每日必需之饭食”。明代《滴露漫录》有云:“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但西藏因气候寒冷,“向不产茶,纯赖距离较近之雅安、荥经、名山、天全、邛崃五县茶共同接济”。因而茶叶运销西藏便成为藏汉贸易往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部分,“川康之交通赖茶叶以开辟,汉藏两族交情咸赖茶以维系”。上述说法虽未免过于偏激,但边茶贸易在藏汉两族政治、经济交往中的重要性于此亦可略窥一斑。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文成公主将茶叶传入西藏后,饮茶在西藏已成风习,茶叶的销量也越来越大,唐肃宗至德三年(756年),藏汉茶叶贸易市场在四川雅州(今雅安)已正式形成,康藏边境的藏民们纷纷到雅州将畜牧、皮毛、药品等土特产换成茶叶再贩运到昌都、日喀则、拉萨等地。此时茶叶贸易还属于民间贸易。到了宋朝,为了加强对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的控制,政府开始以控制茶叶经营等经济手段,作为“控制羁縻边民之政策”。1269年,元代设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厂使司,专门管理对藏茶贸易。明代行官营茶马互市,以川茶、汉(汉中、南郑地区)、湖(湖南邵阳、新化等地)茶通边。清初仍袭明制。清康熙年间,随着四川等地茶叶产量骤增,清政府开始推行商茶制度,或称官督商销制,即由官府招募专商承引采购运贩茶叶,户部则总司官茶引的发放销缴,以控制茶商的流向和规模。边商经承引完税后,即可按照引额,在规定的产茶区与销区自由运输。清末最盛时,边茶总额为11万引,每引5包(每包16斤),共计55万包,每引纳生银1两1钱,主要销往大渡河迤西的西康和西藏地区。入民国后,仍沿用清末设引课征制,各茶商自由贸易,按章纳税。但因川康藏边区政局动荡不安,“茶产不丰,加之茶商掺杂,品质不良,致被印茶侵夺销市”,“印茶侵销,滇茶崛起”,而传统产茶区天全、雅州、邛州、荥经、名山、灌县、新繁、大邑等地边茶产量则急剧减少,1948年至1949年边茶产量仅为17万包,比历史平常产量减少十分之三,西康属茶商曾痛心疾首地向当局陈述:

      清末印茶虽侵入西藏,其味道未良,不合藏人口味,尚无大碍。嗣英政府奖励茶商,印茶商印茶制造改良,交通便利,运输省费,关税优待,成本独微,川茶乃受影响……前者康藏概为川茶销场,今则西藏地区已为滇印唯一销茶处所,川茶但销西康境内,仅有少数细茶入藏。

表1:川康年产茶叶产量一览表(1942年3月统计)

 

      在边茶贸易中,茶叶主要来自川康和云南,即所谓的川茶、康茶和滇茶,尤以川茶、康茶为最,特别是康茶,因其“性质纯凉,最适于康藏高原地带人民体质”,因而在边茶贸易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川、康边界,邛崃、雅安一带,均属蒙山山脉,年产茶叶甚多,特别是天全、雅安、邛崃、荥经、名山、灌县等地更是茶叶的主要产地,且专销康藏。1942年3月,中国茶叶公司曾对边销茶产量作了一个估计,于此,可以看出川康年产茶叶产量之一斑(见前表1)。

      从事边茶贸易的商人在1939年5月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前为独立茶商,1939年5月1日之后,又先后增加了康藏茶叶公司、中国茶叶公司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康藏贸易公司等。1942年前,沿用清朝便已设立的引课制。1942年引课制取消后,则实行自由贸易。

      独立茶商产生于清朝对边茶贸易设引课征制后,他们按章纳税从政府手中承引后,即获得制造、运销边茶的权利,自由制销。至民国时,从事边茶贸易的商帮一般为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帮,即五属茶帮,垄断了川康商道的边茶生产与贸易。这些独立茶商,一般都有经营茶叶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销场。同时,这些独立茶商大多资金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一旦遇有战争、自然灾害、茶价变动,其经营必受影响,且进而影响到边茶贸易。1939年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后,“即将引额全部认销,在雅属各地采购生叶,设厂精致,运销康藏”,统制了边茶贸易。这些茶商或入股公司,或歇业改行。1942年引课制取消后,“各旧茶商又多恢复旧业”,此前被迫参股康藏茶叶公司的“陕帮茶商几全部退出,独立营业”。据蒙藏委员会派驻金川调查组调查,“此类独立经营茶商,最多时曾达59家”。这些独立茶商资金有限,多高息贷款经营,因制作费及运费过高,导致经营亏本,时有停业,到1946年11月仅剩30余家。同时,这类茶商唯利是图,“极尽投机能事,如贱价收购劣质茶料,且多数专用青木叶假料,甚或在山任拾各种污积落叶,不加蒸制手续,即装入包内,不顾信誉”。因此,这类私家茶叶一般牌名杂乱,品质低劣,价格也只有康藏茶叶公司的一半。

      康藏茶叶公司成立于1939年5月1日,由雅安、荥经、名山、天全、邛崃5个产茶区的茶商合资组建,资本2000万元法币,曾任西康康裕及西宁公司董事长的李光普任董事长,曾任永昌茶号经理及西康省参议员的夏仲远任总经理。总公司设立于康定,雅安设立分公司,康定、雅安设有仓库,并设有两路口、宜东两个转运站及泸定办事处、乐山采购处等。据中国银行调查,至1946年6月,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已有资本5亿元,其主要股东及投资额、董监事会及主要职员见表2~表5。

      因公司主要股东均为西康著名茶商,公司成立后,在西康省政府的支持下,“压服其他旧茶商及康藏商人之联合反对,独家每年承造茶货10万引(每引5包共50万包),其他旧茶商皆须一律停业,如发现别家私茶,政府即可没收”,即获得了西康省边茶的统制权。康藏茶叶公司统制边茶后,在雅安、天全、荥经设有制茶厂多处,并聘请专家设置各种茶厂改良茶叶的生产与制造,主要生产砖茶、金尖、金玉、粗茶等,每年可制茶20万包,最多时达40万包,销往西藏及西康藏族人居住区。该公司独家制造边茶贸易3年多,获利颇丰,据该公司资料统计,从1939年7月至1945年6月,每年纯益为:1939年度(1939年7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股本为100万元,纯益为180347.75元;1940年度(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6月30日)股本为400万元,纯益为267482.53元;1941年度(1941年7月1日至1942年6月30日)股本为1000万元,纯益为313574.13元;1942年度(1942年7月1日至1943年6月30日)股本2000万元,纯益1272814.60元;1943年度(1943年7月1日至1944年6月30日)股本5000万元,纯益6765408元;1944年度(1944年7月1日至1945年6月30日)股本3亿元,纯益29429490元。

      康藏茶叶公司统制边茶后,因其生产制造及运输能力有限,茶叶收购量减少,加上贱价收购,使“雅属一带茶叶产量渐减,茶农无力培植,茶商无力运销,且有改种杂粮,改营他业者”。同时康定、雅安间修筑公路,脚运困难,康藏茶叶公司每年仅能将制造的新茶10万余包输送至康定,较常年输康数额减少三分之二,形成康定茶货缺乏,供不应求之现象,加之“康定一般巨商,又复借便预购公司茶叶,居奇囤集,致康茶价格奇涨,益使此有关汉藏经济命脉之茶业一落千丈”。边茶贸易一落千丈。

      康藏茶叶公司统制边茶的行为,使西康各地旧有茶商被迫停业,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42年2月25日,西康雅属商民天康兴号、永华茶号、长盛源号、高泰昌、裕康茶号、蓝记茶、高泰茂久、罗元兴号、同记号、王元记号、高统泰、德和号、荣和茶、高明顺、李瑞记、范永泰号等联名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该会转请财政部详加调查,明令“废除满清遗留西康茶叶包案制度,准许人民自由贸易,奖励后方生产,以裕国税而维民生”。电文列举了康藏茶叶公司统制边茶后的种种弊病:其一,剥弱茶之产量。康藏茶叶公司未成立前之雅属产茶量,除照11万张票运销55万包外,尚有余剩茶叶百万斤以上。“自该公司成立后,因以专买关系,对农人所产茶叶贱价收买,农人因无利可图,于二十九、三十两年内砍伐及失培植茶树不下三百万株。然而该公司以专买之特殊权利,每年仅运销康定茶叶25万余包,较之二十八年前降低二分之一”;其二,操纵茶市,危害人民生计。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前,康定茶叶每包售价至高4元,自该公司成立后,1941年冬季,每包售价至220元,“以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年茶价平均,率在100元以上”,“以至康藏人民,有财者转买印茶,无财者多采树叶充茶,价高且难购。三十年秋冬雨季,是以有茶荒之现象”。并指出,康藏茶业公司专买专卖,不仅直接残害生产市场,且间接影响汉藏两族感情及通商关系。而取消西康茶叶包案制度后,于国于民有四大好处:生产方面“准许人民自由买卖之后,不受任何钳制,农民卖茶有利,则竞培植茶树,安心务农,对于已荒田地,自可开垦,直接增加食粮产量,间接发展种茶,刺激西康经济”;供应方面,取消包案制后,人民自由买卖,其销量与产量成正比,“决无茶荒茶贵不良现象再发现于康藏茶市”;税收方面,可由原来的年33万元,增加至540万元;抵制漏卮方面,藏民可停购印茶,国家增税款270万元。因此,“不但直接可增加国税收入,间接救人不下五十万人”。1942年4月11日,就康雅商民请求废除西康茶叶报案制度一事,财政部致电蒙藏委员会,以“该项引票难免为少数茶商垄断,操纵收售价格,遏阻边茶销路,流弊所及,不特影响茶政,且于边民与中央联系亦窒碍非浅”,表示“似确有考虑必要”。1942年5月20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致函蒙藏委员会,定于5月25日下午约集有关机关就边茶运销康藏沿用引票制度交换意见。

      在各方的努力下,引票制度终于在1942年被取消。康藏茶叶公司则以其不断增加的实力,继续在边茶贸易中承担着主要角色。

      中国茶叶公司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成立于1943年4月。早在1939年,中国茶叶公司为“谋办理藏销茶叶”,曾派公司助理稽核徐世度赴西康筹办,但遭到了西康省政府的拒绝。1942年,引课制取消后,“中茶公司乃再派徐世度来康,筹设茶厂”。徐世度赴康前,蒋介石曾两次召见,“指示颇多”,并亲批拨发8000万元试办,但转到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后,核减为4000万元。徐世度到雅安后,“因闻康省当局仍表示不愿中茶公司插入康省”,徐乃联络二十四军副官长、茶商陈耀伦及荥经旧茶商姜德滋商议合组官商合股之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经多次磋商,1942年10月25日,徐世度与陈耀伦、姜德滋在雅安签订了合资设厂合约。合约规定,双方为发展藏销茶叶业务合资设立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资金80万元,中茶公司与陈耀伦、姜德滋合出一半,由徐世度任厂长。陈耀伦的20万股金系以其雅安公馆租与公司作抵,姜德滋的20万股金则以存茶万余斤作抵,其购料、制茶资金则主要依靠中央银行的贷款。中国茶叶公司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于1943年4月5日正式成立,在雅安设办事处,由徐世度主持,荥经厂由副厂长姜德滋主持,另在雅安设有分厂,在康定设有营业处。1946年由复兴公司接办。该厂成立后,“由中茶公司拨售乐山粗茶1464市担又24斤,并就地收购细茶84担(天平),制成中砖茶(金尖)8630包”;1944年中茶公司拨售乐山条茶268市担又49斤,并就地收购精细原料1346担又16斤半(天平),制成上砖茶9390包。该厂1943年出口金尖8630包,除赠样6包半,当年售出4746包,1944年售出3877包半;1944年出口砖茶8640包,发往康定1413包,售出1131包;1945年继续制成750包,连之前一共9390包,存样11包,发往康定7966包,除意外损失186包、赠样40包外,售出8033包。该厂1943年盈余336363.36元,1944年盈余337044.84元,1945年盈余1004329.45元,共计盈余1677737.65元。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并入了复兴公司,该厂经清算后,由复兴公司投资,并于1945年10月与复兴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制茶叶的合同,复兴公司委托该厂代制砖茶、金尖各6000包,并由复兴公司拨给乐山粗茶1672市担又10斤及国币1500万元,并允担保向银行贷款3500万元。至1945年底,该厂共制成委制砖茶3480包,并运出3172包。其余本定于1946年上半年完成,不料复兴公司于1945年底奉令结束,该厂遂由中央信托局接收。

      中茶公司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成立的宗旨在于发展藏销茶叶业务,但就其成立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约3年的时间来看,“该厂产制能力较弱,所产数量不及藏地需要十分之一”,诚如中央信托局1946年11月致财政部电所称,“未获显著成效”。

      康藏贸易公司是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格桑泽仁、邓珠郎杰、夏克刀登、黄正清、邦达多吉、桑都居冕、麻倾翁及西康省主持财政金融的官员李万华、李先春等筹资,于1942年8月设立的商业机构。该公司以“政府开发边疆之意,经营康藏进出口贸易,以发展并增进中藏经济之关系为宗旨”,“不论环境如何困难,力求促进增强康省与西康、中央与拉萨间之关系、经济联系,以图挽回利权,而免整个西藏经济商业为英印方面所操纵支配”,资本金为法币600万元。公司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格桑泽仁、邓珠郎杰、麻倾翁等任常务董事,藏族人格桑悦希任总经理,邓珠学杰为协理。总公司设于康定,在拉萨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设有分公司,印度、西藏及西康沿线设有办事处和运输站。公司主要从事康藏间山货药材、原料制品、日常用品及其他用品的营运与购销,并代理各厂商办理康藏各地制品推广与销售、原料之采办与运输及其他委托事宜等。公司自有骡马,拉萨、甘孜各100匹,类乌齐、黑水各有驮牛100头,“因各处站主管人员及该公司股东,颇多原系康藏土司头人,或为大寺院喇嘛,随时可就地征调私有牛马,最多能达二千头”。主要经营川茶销藏及西藏、西康土产如皮毛、山货等销售内地,并从印度购买洋货、机器销往国内。康藏贸易公司与国民政府高层建立有良好的关系,总经理格桑悦希、常务董事邓珠郎杰等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公司成立后,因其雄厚的财力,良好的人脉关系,在边茶贸易中承担起重要角色。1943年7月,康藏贸易公司拟定《建设康藏经济初步计划》,送交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参考,其中一项重要建议即是推销边茶换取土产,建议利用因海路受敌封锁不能运往西藏的有利时机,“拟请中茶、复兴两公司合资设厂,制造边茶,交本公司负责推销入藏,初步每年至少十八万包,换取土产羊毛,供给内地,进而推行法币,开发资源”,以达到掌握西藏经济的目的。并拟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甲、推销边茶由中国茶叶公司(以下称甲方)负责制造供应,至少每年十八万包,交本公司(以下称乙方)负责推销,双方照下列条件订约履行:

      (1)品质数量:暂定砖茶玖万包,金尖茶陆万包,金玉茶叁万包,共十八万包,每六包改装一驮,合叁万驮,由甲方定期分批交货。

       (2)交货地点:康定交货。

      (3)运费:自成品出厂至运送康定,费用概归甲方自理:康定以下包装发运税缴等费,由甲方预付(或付实物),乙方实报实销。

      (4)定价:每次于发运之前,甲方计算成本,每包若干,然后双方议订各销场最近限度售价,交乙方履行,仍负责随时报告各地市况、运费及币制比率涨落情形,以资参酌增减。

      (5)监督:甲方派员分驻康定拉萨两地,监督乙方运销收付情形款项,稽核账目。

      (6)推销费:每批运至销售市场,甲方付实物(茶)百分之五,作为推销费,不另给乙方推销人员薪津伙食开支。

      (7)酬金:于全年利润中,由甲方酌提若干,为乙方推销酬金。

      乙、换取土产康藏土产山货药材,如羊毛、牛皮、野牲皮、冬虫夏草、鹿茸、麝香等,而最主要者为黄金、羊毛,由甲方统购,进货由乙方负责,双方按下列条件订约履行:

      (1)进货数量:以茶销数量换得实物为限。

      (2)进货种类:黄金、羊毛为主,其他货品由甲方指定办理之。

      (3)交货地点:康定交货。

     (4)进货运费:乙方自当地收进货物至运送康定,所有包装、运输、税缴、杂费,于交货时由甲方算给。

      (5)定价:每批进货双方议定最高限度价格,交乙方履行,仍随时报告各地物价币值等市况。

      (6)仝前办法第五项。

     (7)进货费用:以甲方每批收货数额百分之五实物(茶)付与乙方,不另给乙方进货人员一切费用。

      (8)酬金:甲方以全年营业利润酌提若干,成为乙方进货酬金。

       营业计算

      上述两种办法,关于销茶方面,以三万驮计,其包装、运费各项开支,照最近工资物价情形预算如下:

      一、包装费:因长途运输,全部须用生牛皮满包,现每张生皮约四百元,可包茶一驮半,加包装工资,每驮约计二百五十元。

      二、运费:运费分二段计算,由康定至冈拖河(德格边境),用法币估计,每驮约二千元,由冈拖河至拉萨以实物(茶)计算,每驮运费约需金尖茶二包,两段运费约计合茶价一倍有余。

      三、藏方税捐:向例征收实物百分之五,如由政府交涉,当可减少或免征。

      四、售价:照目前拉萨茶销市价,每甑藏银六十两,每驮有二十四甑,约计壹仟贰佰两,折合法币约计壹万陆仟左右,虽获利不大,惟在抵制印茶、发展国营事业上有极大效果。

      五、进货:目前康定羊毛每百斤法币六千余元,在产区以茶交换最多,以砖茶或金尖茶半驮约合法币三仟元左右,加上羊毛运康费用,比在康定收购合算。如黄金,康定市价每两壹万余元,产区仅须砖茶或金尖茶一驮,约合计值八千元左右。其他商品亦如是。盖采用此法销购,可避免多层中间人剥削,解除生产者痛苦,民生国计,此为要图,与一般营利商业不可同日语也。

      抗战胜利后,因国民政府忙于内战,物价飞涨,加之运输困难,成本日高,康茶销路日绌,“营运资本过少,不能运用自如,致茶包数字逐年下降,印茶乘机侵销,康藏销场摇摇欲坠”。据中茶公司荥经藏销茶叶精制厂厂长徐世度1946年7月估计,抗日战争后期及抗战胜利初期,西康一带年产销边茶数量约为30万包左右,雅属之茶商及其出口之量见表6。

      为了促进边茶贸易并进而推动内地与西藏间的经贸往来,融洽汉藏民族关系,国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也曾采取过诸如提供茶贷以促进边茶的生产、制造和销售等措施。如1946年,四联总处雅安支处即贷给康藏茶叶公司2亿元作为周转金;1947年中国农民银行即贷予西康省茶叶贷款15亿元,其中3亿元贷予茶农合作社,12亿元贷予茶商;1948年4月,四联总处又贷予雅安县茶叶工会400亿元。但成效不大,边茶产量仍呈日趋下降之势。

 

      在运销西藏的茶叶中,处于川茶和康茶之后的是云南的茶叶,即滇茶。滇茶主要产于佛海(今勐海)。佛海砖茶销藏已有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滇茶销藏均由陆路运销为主,即将滇茶由佛海制成紧茶后,由驮马经中甸、阿墩子、昌都运往拉萨等地。该条道路崎岖难行。1918年后,随着海道运输的便利,滇茶销藏又开辟了一条海路,即从佛海由马匹驮运到缅甸景栋后,交汽车运至洞举(东枝),在洞举装火车运往仰光,再以轮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装火车运到噶伦堡,销售给来印经商的西藏商人,换取西藏特产羊毛、药材、山货等。西藏商人购得茶叶后,再运往拉萨等地。由于海路交通便利,时间及运费均较陆路减少,因而海路便逐渐取代陆路成为滇茶销藏的主要线路。每年由云南运销西藏的茶叶数量有多大,向无精确统计数字,据《边政公论》第11卷第3期所引《佛海商务报告》记载,从1928年每年由云南运往西藏的茶叶数量如下:1928年5000担,1929年5600担,1930年6000担,1931年6500担,1932年10000担,1933年11000担,1934年12000担,1935年13000担,1936年15000担,1937年15500担,1938年18000担。而据西藏自治区商业厅1954年档案材料,1942年至1954年,云南进藏的骡马数约为2000至4000匹左右,运入茶叶约600至1700驮之间,其中1943年至1949年间较为平稳,每年约1000驮左右,若以每驮110斤计,总共为11万斤,详见下页表7。

      表7中的数字与《佛海商务报告》所列1928~1938年数字相差较大,估计报告仅为由云南经昌都一线进藏的茶叶数字,这在有关的档案中亦可以找到旁证:据中国茶叶公司1942年调查,佛海为藏销紧茶制造中心,每年经缅运藏者不下15000担,1942年云南生产销往西藏的茶叶估计可达38000担,其中佛海15000担,车里8000担,南峤6000担,镇越4000担,澜沧3000担,江城2000担。而据引滇茶商统计,佛海砖茶每年运藏约35000~40000包之间,约值印币60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的相继失陷,西南成为中国对外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同时,由于滇茶销藏也引起了英印当局的不满,他们试图以印茶替代滇茶运销西藏,以获取贸易收入。1940年春,英印当局导演了一场滇茶印度征税风波:长期以来,经缅印运藏之云南砖茶沿途均无须纳税,但1940年春,印度政府突然决定对经由印度运往西藏的滇茶征收每磅5安之税收,而当时运往西藏的滇茶每磅售价不过4安,“以茶价全部收入,尚不足以抵偿此项重税”。此举对从事滇茶销藏的茶商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打击。旅印滇侨茶商恒盛公、洪盛公司暨全体茶叶各号乃联名致函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请求该馆“向印度政府及印度海关提出抗议,严重交涉,据理力争”,“务恳达以完全免税,恢复廿余年来之旧有状态”。经总领事馆与印度政府多方交涉,印度政府于1940年4月12日回复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中央税务委员会已决定于由陆路运入缅甸之茶砖,再由海路运入印度者,免予征税”,且规定此项命令对于将来进口者亦适用之。这样,不但佛海砖茶过境不用征税,且可在印度批发。至此,滇茶印度征税风波告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据缅甸,中缅印交通为日军封锁,滇藏间贸易被迫再次转入国内滇藏线,滇茶入藏也只有通过中甸、丽江进入西藏。据有学者研究,此时期一些大商号如永昌祥、达记、茂怚、福昌兴等,1年经营进藏茶叶一千多驮。直至抗战胜利后,滇茶销藏才重由海路即缅印线运转。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的边茶贸易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尽顺利,且数量呈下降之势,但川康滇地区的茶叶,仍源源输往西藏地区,为藏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同时,“茶叶一项,从来为内地与西藏经济上主要之联系,亦即中枢对藏政教运用之所资藉。”正是由于包括边茶贸易在内的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的持续开展,从而加强了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建设、人员交往和汉、藏交流。因此,边茶贸易在维系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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