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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11-13 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作者:杨江林 浏览次数:126
 《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

【作者简介】杨江林,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

 

【摘要】元明时期,汉、藏以川西大渡河为界,边茶贸易是汉藏交流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国家在川西控制减弱,汉藏各方围绕川西茶叶贸易展开博弈。《万历合约》呈现了汉藏各方,官(土司)、商、民(西番)各界基于茶叶贸易所表现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冷沈土司对茶叶市场和交通渡口的控制来收取茶税,严打西番商贩企图行销私茶,将贸易市场西移,以及广大西番藏人对大量茶叶的需求。而矛盾的解决也是以“官”为主导,汉商协调,订立合约的方式来限制西番茶商。表明川西汉藏关系围绕市场而展开,以“汉”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在汉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但河西藏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方土司也并非完全控制局面,双方处于博弈态势,这种博弈关系预示着边茶贸易市场即将西移。

【关键词】《万历合约》;茶叶贸易;汉藏关系

 

      2005年,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的沈村发现一份有关明末川西边茶贸易的民间合约,即《万历合约》。《合约》记录了茶叶贸易中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以及冲突解决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另一视角。

      过去关于川西边茶贸易的研究多以正史为依据,这无疑缺乏地方性的视角。《万历合约》形成于地方社会,为川西边茶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地方性解读。《万历合约》发现者龚伯勋从社会背景来解读《合约》中所反映茶马贸易的历史,仅限于对《合约》内容的解读,而忽略了《合约》书写中的主体性及其表现的利益关系。本文将《万历合约》置于明清川西边茶贸易的重要位置,通过《合约》内容的解读来分析川西汉藏关系和茶叶市场西移的历史过程。

一、《合约》内容

      立合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惟知冷、沈投落贾茶,历年无异。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笃脚、穵笃、作者、纳蛮八枝等,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把持夷汉,陇(垄)断鲸吞,已致茶商折本,国课无余。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内,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沈堡倾刻成灰,家财尽劫,致坑土民连年不得衣食,人人切齿,无不欲食其肉者。冷、沈穷民背脚营生,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背茶至烹坝,仍遭布贼坐草,四围冲杀中伤数十余人,茶背尽行劫抢,绝我二堡生命。且夷性犬羊,一朝无食难抚易变,尤恐害其商道,兼贼势浩大,卒难制伏,城为可惊。是以冷沈耆宿一十三枝等闻诉本官,大作计议,共举封河旧例,禁止茶行。决要董布输伏,仍放蛮客照旧冷、沈投落买茶,方行开河。今三省诸商并把事在三苦劝,念客情分,把事义重,暂且开河,将残茶放行。其蛮客已凭三省并把事担承。董布今春放蛮出冷、沈交易,不许阻拦。如有阻挡,或董布或蛮家,冷、沈捉抬银背,照旧封河。董布不许私行碉门㓲茶,大人具由大道往来,如再行小路者,抬去银背茶包。或杀死无说(下有“并不得夹带各茶”被抹去)。及来冷、沈接客,新旧二路原系土番熟驳,迎送押过,不致挟仇或少钱米,毋得擅自捉挡,违约者照前约例,罚金五十两、米拾石、酒拾缸、牛拾条,冷、沈公用,自赌咒之后,务衣约言,如反口者死于千刀万箭之下。立此约永为照用。

    万历四十五年三月十一日   立约新官余景冬交

      通坝纳妈  三官

      加日纳妈  金东叭

      五省众商张洪徐   把事  

      明镇官管家       余那

      董布  木撒  那期叭  三哈    

 

二、《合约》产生的社会背景

      《万历合约》的订立可以理解为是地方社会中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理解和处理过程的文字记录。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于地方社会的,而是在特定场域中不断发酵的过程。因此,应该把《合约》的内容放回当时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

      汉藏茶马贸易始于唐代,宋代北方战乱进一步促进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元代四川茶叶极度衰落,官府已不将川茶运往西北地区,四川羌藏地区成为川茶的主要销售地,当时松潘、黎雅藏区所需茶叶已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叫“西番茶”。“明代川茶流向又恢复宋代格局,销往西北、四川藏区和内地,而销往雅安一线的茶叶比例大大增加,”茶马贸易逐渐成为汉藏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明初,西南地区尚未统一,北元政权也长期威胁着北部边疆。明朝对外用兵,需要大量战马。因此,朝廷在产茶区设置茶课司,立仓收储,专以市马,在汉藏边界地区大量的设立茶马司,由官方统一管理茶马贸易。据《国榷》记载,“洪武五年(1372)设秦州茶马司(天水),1373年置河州茶马司;1397年迁秦州茶马司于西宁茶马司”。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而设碉门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又置茶课司以平互市。

      明朝为控制茶马贸易,确保贸易优势,设立马政,制订茶法,严禁私茶,以茶驭番,严禁私茶进入藏区。明洪武五年置四川茶盐都转司,令四川产茶地方官每十分取一分,三十年令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各置茶仓,岁征川中课茶,仓召商中买,以西番易马,勅户部差行人一员于陕西、河州四川碉门等处严谕把隘,头目不许私茶出境。大明律例规定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凌迟处死。同时还在产茶和贸易通道先后设行人,御史巡察。洪武四年(1371年)始制“用宝金牌”作为茶马贸易的凭证。金牌信符制度在洪武年间的推行,使明朝获得大量马匹,但到永乐时这一制度已经行不通,正统末年趋于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以朝贡形式的“食茶勘合”发到西藏。

      明初,四川茶马贸易非常活跃。《明史》记载:“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 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严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碉门茶课司给之。番商往复迂远,而给茶太多。严州卫以为言,请置茶马司於严州,而改贮碉门茶於其地。”说明,洪武初年严(岩)州已设立茶仓,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中心。

      《明史》记载:永乐13年(1415),贡使言:“西番无他土产,惟以马易茶。近年禁约,生理实艰,乞仍许开中。”从之。弘治三年,明政府不得不开放“茶禁”,“招商中法”,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开中法对明间茶叶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商人需在茶产地按规定课税(纳钱请引),每引百斤,初收200文,后到1000钱。弘治十五年(1502年)杨一清总理马政后制定招商运茶例,凡招商运茶于茶马司,每千金给运费50金。”“招商运茶”可视为明初“开中法”的发展。

      明王朝对藏区采取多封众建的策略,并规定藏区土司和法王定期朝贡。“初入贡无定期,自永乐迄正统,或间岁一来,或一岁再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岁一贡之例。成化三年(1467)明政府又“命”进宫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成化六年(1470),明王朝又具体规定了不同藏区的入贡年例和入贡路线:“乌斯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由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朝贡使团川藏路线的开辟大大推动了川西地区的私茶贸易。

      由于私茶贸易利润丰厚,很多地方官员和土司家属均参与其中。“令势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备,私贩入番,”这也是私茶难禁的重要原因之一。起初,以商人为中心的“商茶”贸易只是官办茶马互市的补充,后来朝贡使团的私茶贸易渐行,茶禁渐驰,民间茶叶贸易不断壮大,“商茶”和走私茶成为明末川西边茶贸易的主要形式。

 

三、《合约》中的利益纠纷

      在明代川西茶叶贸易当中,边地土司的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市场持续,保障商路畅通。“明例,茶不入番地,唯至两司,番来就买。因此,土司势力之消长与南路茶叶市场的兴衰关系密切。”

      四川雅州和碉门都是茶叶产区,位于大渡河以东的沈村是明代边茶贸易的重要市场。《合约》中记载:“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位于大渡河以西的“蛮客”渡河到沈村和冷啧购买茶叶,三省诸商等从雅州到冷、沈地区贩茶,并从中获利,而冷、沈土司通过管理茶叶贸易来收取课税,立约各方各取所需,历年无异。宝山先生认为:“明初,余氏蒙古族成为统治沈村一带的‘沈边土司’以后,沈村商道尽为其控制,因此疏通和管理汉藏贸易就成为其职责之一”。明初曹震以余氏蒙古族为“沈村土酋”,目的就是制“西番”渡口。由于沈边土司控制的沈村是明末川西茶叶贸易中心,管理和保障边茶贸易成为沈边土司主要职责,而地方势力对市场的争夺危及以沈村为中心的大路茶贸易传统秩序,矛盾随之而起。

      (一)冷、沈土司的利益冲突

      传统茶叶贸易通道是从飞跃岭下来到沈村交易,后经沈村再渡河西进,必经沈边土司管辖的宜牧渡口,沈村自然成了长河地方边茶贸易的重要口岸。随着佛耳岩的打通,贸易通道才经兴隆绕过沈村,从冷边土司驻地的冷啧前往打箭炉,冷啧就成为长河地方又一个新兴边贸中心。龚伯勋认为:《合约》中签名的“三哈”为冷边土官。乾隆《雅州府志》记载,三哈、雍中达结等均为冷边土司。然而《雅州府志》记载的冷边土司三哈属明代前期,与《合约》签名的“三哈”并非同一人。又《合约》记载:“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嘉绒藏族史志》记载:“冷边土司,在元代设长河西管户府,明代为瓦布哈工等都纲院抚司,驻地冷啧,辖瓦角、大坝、岚安等,与《四川通志》记载相同。”因此,合约中的大坝雍中达结应是冷边某代土司。说明在佛耳岩打通之前,沈村是大渡河以东的茶叶贸易中心,冷边土司为争夺市场,故雍中达结结连董布等计将蛮家阻炉,把持夷汉,陇(垄)断鲸吞。结果是《合约》描述的“茶商折本,国课无余”。此后,佛耳岩打通,冷啧就成为大渡河东又一新兴边贸市场。据任乃强先生考察,佛耳崖观音庙外岩石上,得万历时摩岩,曰:“发心修桥这番那斯以合穴,万历廿二年丁丑。”这至少说明万历二十二年,曾对佛耳崖的道路进行过修缮,为冷啧市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以上从飞越岭到沈村和从佛耳岩到冷村的两条路线就是《合约》所言的“新旧二路”。从此,冷、沈土司的共同利益就是确保“新旧二路”的畅通,维护大渡河沿岸的边茶贸易秩序。矛盾转化为大渡河东、西岸的利益冲突。

      (二)大渡河东、西岸的利益纠纷

      大渡河以东的冷、沈土司在茶叶贸易中获利丰厚,而河西明镇官辖地成为藏人购茶通道,却无从获利,故起阻炉之心,不容出买。合约记载:“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把持夷汉,陇(垄)断鲸吞,已致茶商折本,国课无余。”由此可知,明末私茶盛行,已有部分私茶进入打箭炉一带,并由雍中达结、董布等经营。由《合约》下文可知,这些私茶应产自碉门等地。贾大泉教授认为:“明廷茶禁愈严,走私活动却百禁不止,其原因在于不少地方军政官员参与到走私活动,谋取厚利,他们凭借权势,大户者武装护持,关卡莫敢过问。”而董布等就应该是上文所述的地方势力或土司。河西的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欲垄断茶叶市场,欲将茶叶市场转移至河西地带。由此导致冷、沈土司散失市场,三省诸商丧失了买主,无利可图,结果大渡河以东的冷、沈土司及耆宿决定封河,禁止茶行。此处的“封河禁茶”也包括大渡河以西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的私茶,遭到的后果是:“(董布等)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内,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沈堡倾刻成灰,家财尽劫,致坑土民连年不得衣食,人人切齿,无不欲食其肉者。冷、沈穷民背脚营生,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背茶至烹坝,仍遭布贼坐草。”为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向余景冬诉讼,计举封河旧例,禁止茶行。然而,封河的结果就是冷、沈土司,三省诸商以及河西的蛮客等都利益受损,汉藏商贩均无利可图。可见,大渡河东、西岸的利益纠纷就是明末川西“汉”藏关系的集中反映。

      (三)大、小茶路之争

       明代四川南路边茶主要是通过大道和小道源源不断的运往藏区。《泸定县地名录》记载:“由内地到泸定有两条路,一条从雅安翻大相岭和飞越岭经泸定至康定称大路,另一条由天全翻马鞍山到泸定称小路”。根据任乃强先生的考察,“雅荥茶曰大路茶,而天全茶则曰小路茶。明代天全茶户,已有园税,而茶亦须售与有引商人,纳课易马,与雅荥制同也。唯天全所造,茶质较劣,称为乌茶,专销岩州一路。明末世乱,茶制大坏,天全在土司治下,尚无课引。”没有课引就是走私茶,即小路茶。任乃强先生指出:“烹坝市街,距瓦斯沟20里,泸定40里,有皮船渡,通岚州,察道。”天全小路茶道开通于明洪武年间,由打箭炉的番商从烹坝渡口过河到岩州交易,从而绕开了沈村市场。

      “大路茶指从雅州荥经到黎州(清溪)再西行过泥头,翻飞越岭下到沈村,再从沈村渡口过河到打箭炉的茶叶贸易路线,这一路线自汉唐以来就从未断绝。”明洪武年间,雅州设立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黎州位于雅安南部,为宁、雅、康三属的交通孔道,是“西南极边重地”,也是汉地茶叶进入藏区的重要枢纽。洪武八年(1375)明政府置黎州长官司,管理当地少数民族和茶马贸易事务。洪武十一年(1378)升黎州长官司为安抚司。洪武二年(1369)余伯锡因军功受封为沈边土百户。“沈边土百户辖大渡河三大渡口之一的泥若渡口是当时大渡河以西地区的藏民赴黎州贸易的必经之地,疏通和管理汉藏贸易由此成为沈边百户的主要职责之一。”据任乃强先生考察,“沈村在慧峰河与大渡河会口之南,有街无市,号曰堡子,明清为沈边长官司驻牧处。堡外大渡河有渡口名曰“泥若”,为共济处,县境三大古渡之一。”这里的泥若渡口应是上文中的宜牧渡口,又称沈村渡口。沈村以占有渡口的区位优势成为汉藏茶叶贸易的中心。雅州、邛州、黎州自古以来就是茶叶产区,也是古代茶马交易的中心。三省诸商就是通过大路通道从雅州、黎州贩茶到沈村与河西蛮客进行茶叶贸易。

      小路私茶危及到冷、沈土司和三省客商的利益,所以在《合约》中明确规定:“董布不许私行碉门㓲茶,大人具由大道往来,如再行小路者,抬去银背茶包。或杀死无说。(下有“并不得夹带各茶”被抹去)。”小路茶是由天全运往岩州贩卖,避开了土司管理,因此冷、沈土司不许小路贩茶,且天全以外的其他茶叶也不许夹带。同时冷、沈穷民背脚也背茶到烹坝,以此来抢占岩州烹坝市场。冷、沈土司通过茶源的限制和市场的抢占来确保沈村的地位,但可能是受到茶商的压力,故《合约》抹去“并不得夹带各茶”的记载。由此看来,三省茶商和沈边土司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益纠纷,三省茶商有可能也夹带私茶。

      总之,产自天全的小路茶与大路茶争利,故成了冷、沈和诸商打击的对象。大、小茶路之争其实就是天全与雅州茶叶产区,沈村与岩州地方势力,以及各汉藏茶商之间的利益之争。

 

四、《合约》中的话语与权力

      《万历合约》的订立是立约各方基于权力关系,根据各自利益的考虑,为确保茶叶贸易商道的畅通,而展示权力并相互妥协的结果。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布迪厄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即权力”。福柯所言的“权力”是指一种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是一种带有司法之立法功能的支配性社会力量。从表述来看,《合约》是以冷、沈土司为中心的话语文字化,也是权力的制度化。我们可以通过中心的视角和地方性语境来分析这种话语关系。

      (一)中心的视角

      《合约》以立约新官余景冬和三省诸商为中心的视角来描述大渡河东、西岸在茶叶贸易中的利益纠纷。据沈边土司后人余承恩根据《余氏家谱》和《泸定县志·氏族卷》的分析认为:“余景冬系第六代沈边土司。”“立约新官”说明余景冬刚上任土司之职就来主持调解各方矛盾,反映了利益各方迫切要求解决矛盾,订立合约,恢复茶叶贸易秩序,且属三省诸商和把事最盛。《合约》记载:“今三省诸商并把事在三苦劝,念客情份,把事义重,暂且开河,将残茶放行,其蛮客已凭三省并把事承担。”说明三省商人和把事在当地“汉藏”之间有一定影响力,并在茶叶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余氏家谱》记载:余氏土司属蒙古后裔。土司本由皇帝任命,有相应品级,并在朝廷的安排下世袭,在地方语境中称土司称为“官”是无可厚非。《合约》中以“官”来自称,以“为国收税而自居”(国课无余),而以蛮客、生番、夷性犬羊等来描述他者,表现的是新官余景冬作为明朝官员的身份认同,却也忽视了自己的夷族身份。

      在川西汉藏交流当中,以汉字来订立《合约》,反映的就是汉人群体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虽然喇嘛的参与和约定条款中的本土性话语都体现地方特色,但无法推翻以“汉”为中心的事实。而且《合约》的表述逻辑也是以新官余景冬等为中心的官方表述,反映的是自上而下的去理解和认识汉藏之间的交流与冲突。

      以大渡河为界,河东的冷、沈土司和三省诸商等极力维护以冷、沈为中心的茶叶贸易市场,阻止茶叶贸易的西移,反映的也是立约主导者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观念,而称呼大渡河以西为“西域”,大渡河以西的藏人为蛮客。

      (二)地方语境下的解读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统治和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政治制度。土司世代承袭,成为中央王朝的地方代表。然而,土司家族根基牢固,错综复杂,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到地方利益纷争之中。地方性语境是理解地方社会的钥匙,《万历合约》就是产生于地方社会的特定场域之下,立约各方基于权力、地位、关系进行斗争的结果。

      秩序需要以权力来支撑,并通过话语来表现。大渡河沿岸明镇官和冷、沈土司都是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在茶叶贸易中其背后代表的是汉、藏不同利益群体。明末川西茶叶贸易的秩序以沈、冷土司为主导,通过对边茶贸易市场的管理和控制来维持地方秩序。《合约》中描述的事件及其解决措施均是利益冲突和地区秩序重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经历了地方势力之间的竞争、对抗、相持、和解四个阶段。

      竞争阶段,冷边土司雍中达结联合董布等阻碍商道,以图垄断茶叶贸易,与沈边土司所控制的茶叶市场相抗衡。而沈边土司的策略则是由沈村穷民背脚背茶到烹坝,以此来抢占岩州、烹坝市场。而佛耳崖的开通平衡了冷、沈土司的利益,此后冷、沈土司联合对抗河西董布等势力,结果是董布等对冷、沈的报复性行动。冷、沈及耆宿计封河旧例,禁止茶行,各方势力从对抗进入相持阶段。相持的结果就是各方无利可图。最终汉、藏各方在利益驱动下,由立约新官余景冬来主持和谈事宜,以合约的形式打破僵局,重新建立地方边茶贸易秩序。余景冬具有身份上的双重性,既代表中央王朝,同时也是地方利益争夺中的重要势力。

      《合约》记载的解决措施:“董布今春放蛮出冷、沈交易,不许阻拦。如有阻挡,或董布或蛮家,冷、沈捉抬银背,照旧封河.......违约者照前约例,罚金五十两、米拾石、酒拾缸、牛拾条,冷、沈公用,自赌咒之后,务衣约言,如反口者死于千刀万箭之下。立此约永为照用。”以上措施均是在本土社会中形成的地方规则,地方规则的监督与实施就需要由地方社会的共同参与,因此规则所生成的利益也是由地方利益集团所共享(冷、沈公用)。

      从解决措施来看,《合约》不是以立约各方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实现共赢,而是冷、沈土司和三省诸商为代表的权力掌控方通过订立合约来制约董布等势力,维持过去历年无异的贸易秩序。而董布等河西势力明显没有从《合约》中获利,那他们为什么要参与立约呢?从《合约》来看,应当是受到了河西蛮客和那妈(喇嘛)的巨大压力,喇嘛是地方权威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合约》的重要见证人。明初,据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司奏称:“西番无他土产,唯以马市茶为业,近年禁约之后,生理其艰,乞仍开中市,庶民有所养。”可见,封河禁茶对河西造成巨大困扰,所以河西力量极力促成董布的无条件接受《合约》,因此依照此约是无法真正解决立约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也为此后边茶贸易的西移埋下了伏笔。

 

五、立约后的川西社会

      明末清初战乱之中,大量汉人涌入川西地区,而川西各土司也处于争斗之中。据《余氏家谱》记载:“明天启三年(1623年)因色酋造反,(余景冬)奉府院命令,调去守卫成都,援省有贡,受到优赏。在第八代长官司余福保时,冷边土司见沈边土司的主力长期未驻沈村,企图兼并,便纠结始阳(今天全县)高氏土司,黎州马土司合兵围攻沈村,后来沈村土司的援兵赶到,才解围议和,后冷、沈双方划界,以佛耳岩为界。”可见,立约之后冷、沈土司之间仍然存在利益争夺。而到明代末期,“黎州、天全两地土司势力逐渐衰落,对大小茶道贸易市场的控制随之减弱,于是,汉贾远售求价,自沈、冷、嘉、岩渐止打箭炉。”《雅州府志》记载:“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大渡河)互易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说明明末已有大量茶叶跨越大渡河,进入到打箭炉一带。

      明朝末年,张献忠入四川在成都建“大西”政权,蒙古和硕特部占据青海。1639年固始汗兵近康区,逐渐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康区纳入统治范围。清顺治九年(1652年),长河西、鱼通、宁远、沈村等土司缴明印,向清王朝投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西藏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打死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率兵攻陷明正全境。”清初,打箭炉成为清王朝与蒙藏势力角逐之地,经过“西炉之役”,清军控制打箭炉,并复设打箭炉明正土司。唐希顺在平息昌泽集烈之乱后,置打箭炉茶关,派驻税监。此后,为巩固清朝在打箭炉的控制,便于军事调动和物资供应,于康熙44年修建泸定桥。据《雅州府志》载:“泸定桥建自康熙四十四年,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告竣。”《清实录藏族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五年,工部议复:四川巡抚能泰疏言,泸河安乐地方建铁索桥告成,请移化林营沈村防守千总一员、兵一百名镇守,应如所请。”泸定桥建成后,汉藏通道由原来黎州、雅州到泸定县内的沈村、烹坝、紫牛三个渡口过河往打箭炉的大路茶道转移到以泸定桥为中心的由黎州到飞越岭,过泸定桥,再到打箭炉。此后的商业贸易,民间交流都是以此路为主。

      《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四川提督岳升龙疏言:臣又查打箭炉通商卖茶,抚臣行私自便,每年发茶八十余万包,私受茶税数万两,现有荣经县私票,并各茶商可证。”可见,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打箭炉茶叶贸易数量之巨。此后,汉藏之间对打箭炉亦有争夺。康熙五十三年,谕大学士等曰:“拉藏汗题请打箭炉地方,朕思打箭炉原系本朝地方,我朝之人实处其地,于拉藏汗大有裨益,我朝之人若行撤回,则茶市亦停,大无益于伊等。”到清雍正八年,打箭炉厅设立后,明确规定雅安茶叶销往打箭炉。《四川通志》记载:“雅安县原额边引二万四千九百二十六张,每张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徴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徴税银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五两零七分二厘,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课银三千一百一十五两七钱五分,于本县买茶至打箭炉发卖。”查茶税始自唐代,明嘉靖中,定四川茶引为五万道,以二万六千道行销内地,称为腹引,二万四千道行销边地,称为边引。边引又分为南北两路,由打箭炉行销卫藏收入最旺,每引一道,征课银一两零三分五厘,清乾隆以后,票数时有增加,税银亦随之增加,大约三四万两左右。《雅州府志》记载:“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藏行销。按雅属茶有边引、腹引之分皆赴打箭炉发卖。”而乾隆时已在雅安至打箭炉设有十三大驿站。这就说明至少在清乾隆以前,打箭炉已确立川西边茶贸易中心的地位。

      打箭炉作为川藏间的战略要地而成为汉藏交流的中心,也成为了清初川西边茶贸易的中心,而泸定桥的修建更加巩固和确立了打箭炉的中心地位。

 

结语

      明末清初川西边茶贸易围绕市场而展开,而汉藏关系则通过茶叶贸易之中各方利益争夺而展现。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和西南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地方的冲突与争斗当中,国家力量的缺失成就了地方势力的表演。在利益和资源的驱动下市场成为争夺的核心,权力成为获胜的砝码。以新官余景冬为首的市场管理方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展示权力,主导市场,但河西藏人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是通过地方势力与河东周旋。双方的关系经历了:传统秩序下的茶叶贸易阶段、因利益纠纷而进入的冲突阶段,表现为封河禁茶的相持阶段,最后基于多方共同利益和各方压力下而展开的协商立约,其中还有三省诸商、地方喇嘛和把事从中撮合。

      通过对《万历合约》的分析和解读,呈现出明末清初川西茶叶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透过茶叶贸易来认识到汉藏关系的复杂性。结合川西在清初治藏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已清晰的看到了茶叶贸易中心在汉藏互动之中西移的过程以及汉藏边界由大渡河向打箭炉推进的历史过程,这也是清王朝对康区地位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注:作者:杨江林 资料来源不: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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