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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戍将茶痴龙膺 ——青海西宁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6-13 来源:农业考古 作者:朱晓峰 浏览次数:195
 明末戍将茶痴龙膺
——青海西宁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朱晓峰
摘要:龙膺,湖广武陵人,万历八年进士,两次治兵湟中(今西宁),驰骋疆场,建立武功,官至南京太常卿,著有诗文专集《龙膺集》。在西宁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创作了大量诗词和茶文佳作,是当之无愧的青海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关键词:龙膺;明代;青海西宁;湖南武陵;蒙史;茶文化
距今约2200前,随着西汉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今西宁地区)实施有效统治,大量中原军人戍边,内地汉人向青藏高原迁徙移民。两千年来,从内地来到青海的文官武将、地方官吏、文人儒商数不胜数,以他们固有的茶饮嗜好、较高的文化学养,身体力行,推动着社会茶饮习俗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至今青海仍保留着中国古老传统的茶俗文化,在青海茶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西宁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兵马为务”[1](P143),是湟水流域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洪武三十年,为便利藏民前来将马换茶,把距离西宁塞外较远的秦州(今天水甘谷)茶马司改为西宁茶马司(紧靠西宁府城西门,其南侧为茶库,今水井巷一带),主要管理着青海境内藏族二十五部的茶马贸易。
明朝实行卫所制,湟水中下游地区归西宁卫管辖。正统以后,明朝开始中衰。正德四年(1509)以后,边境不宁,东蒙古鞑靼部落陆续移牧青海,掠番扰边,岁无宁日,经常侵扰到了西宁城外,西部平衡被打破,边陲不稳,时有战事。
西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发生地,必须扼守。万历十八年(1590),明廷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屡屡增兵西宁,兵员最高达到11000多人。
万历二十三年,龙膺受贬,任西宁卫监收通判,嗣迁同知[2](P98)。
龙膺(1560—1622),字君善,号朱陵,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生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今湖南省常德)书香门第,父亲龙德孚曾任南京户部员外郎。龙膺长于诗文,二十岁中进士,两次任职西宁卫。
龙膺来到西宁之时,祁连山两麓屡遭蒙古部袭击抢掠,青海湖和河西松山地区(今甘肃省天祝县松山镇)蒙古诸部非常昌盛。五月,为防御“海寇”,龙膺率军奇袭敌军,尽覆其众,重创青海蒙古部。六月,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抵任西宁,龙膺主动出谋划策,于九月九日设伏西宁南川,大破青海永邵卜蒙古于捏耳朵峡(今湟中县上新庄乡),不久再败蒙古部联军于西川(今湟中县汉东乡、多巴乡)。
四年间,龙膺随巡抚田乐征战青海及甘肃天祝县一带,甘山、南川、西川、松山之捷,龙膺均参预战事,或筹划兵防、率兵出战,或抚治番族、督运粮草,深得田乐器重。田乐上疏称“龙膺以文士躬擐甲胄,与臣并立于矢石桴鼓间。锋镝之事乃臣之事,臣所甘心。彼亦何为而涉危蹈险,一至于此?”“运筹帷幄,参赞机宜,多膺之力”[2](P9)。
史上所称的“湟中三捷”,对此龙膺有《湟中三捷图序》及《西夷向化图序》做了详细叙述。南川一战被当时朝野誉为“西陲战功第一”,明神宗为此专门祭告郊庙[2](P47)。龙膺在战役中贡献厥多,战前策划,立下了“倘或不利,不佞以身当之”的军令状,统一了军事部署,在战役中转挽军储,奋不顾身。万历三十二年,兵部尚书石星给朝廷的奏中说“龙膺,本雍容冠玉之才,负叱咤摧山之气,临阵不辞锋镝,挥戈足扫穹庐”,“人皆以为实录”[2](P98)。以战功升为西宁卫监军同知。
对于湟中三捷,龙膺没有自诩,不见于诗作。龙德浮《湟中三捷凯歌》写道:“营遮蒲类成秦地,铭勒祁连作汉城。从此静边生聚复,一犁春雨课农耕。”[3](P135)边疆的安定,是各族人民从事生产发展、安居乐业的前提。明末,有关青海战争题材的诗歌众多,这是个动乱的年代,明军不断抵御蒙古军南下的抢掠袭击。
动荡的年代,催生伟大的人物。不平凡的人生,当出惊世之作。他们身在边疆心系朝廷重任和百姓民生,是处理西宁重大历史事件的领导者,因此流传下来的诗歌除具有大气磅礴的艺术价值外,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龙膺的前任老领导万世德(1586年任西宁兵备佥事),诗作慷慨激昂,《河西二首》之一写道:“五月湟中气犹烈,天骄远遁长城北。汉家追击到昆仑,健儿夜啮西山雪。”[3](P130)直接上司刘敏宽《湟中纪事九首》,其一写道:“亲提义旅虎台西,夜向荒祠藉草栖。秉烛借筹劳待旦,雄心起舞陋闻鸡。”[3](P132)满满的励志、奋发、建功情怀。
青海,古称边外之地,文献罕征。万历二十四年,西宁卫同知龙膺与兵备副按察使刘敏宽一道,编修了《西宁卫志》,细述了青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布防,这是青海第一部志书。虽是辑录的残本,仍不失为志书中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军事兼优型人才,龙膺有着敏锐的眼光,时刻注意观察西宁周边事物和动向,搜集素材,记录创作,为后人保存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历史信息,弥补了青海地方史志文献上的不足。
万历三十八年,龙膺第二次任职西宁,迁监司,工作上驾轻就熟。时西宁地区相对安定,龙膺专心于文教事业的发展,兴学、修志,规划改造城区。闲暇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文,弥足珍贵,他描写青海周边地理山川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诗歌,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诗集《湟中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便是这时期创作的,如六言绝句《塞上杂咏四首》,现摘录两首:
蕃寺椎牛佞佛,羌人屠马祭天。
五月阴峰尚雪,三春荒戍空烟。
元兔城南月出,黄羊川底草肥。
别垒狼烟忽举,远山猎骑初归。[4](P621)
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青藏高原的山川风貌,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生动刻画了青海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情趣,可以体味出诗人浓浓的爱国热忱。
百姓的生活饮用水、品茗用的泉水,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建筑,是龙膺记述及创作的源泉和重点。《北泉香水寺碑》云:“自北泉清宁堂而东为清凉界,入为寺曰香水,门曰甘露……寺以香水名,何居?昔神僧智药舶曹溪水口,闻其香,掬而尝之。曰:此水上流有胜地。爰建宝林。”复云:“后百七十年,当有无上法宝在此演法。余尝兹泉,不啻曹溪支派,味香且洌也,安知异世无演最上乘法于此土者乎?且也予癖山水,知读佛书,习禅定,了然照诸幻空,颇以白氏醉吟先生为师法。先生分司东洛,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其下,寺迄今不朽。倘徼大慈福力,俾予小子开悟解脱如先生,实有宏愿。愿借今生文字绮语业,为将来世世宣扬无上法胜因,庶几香水香山并名天壤尔。余窃不揣,书而勒之石。”[4](P147)
龙膺在《醒翁亭记》中强调“山公醉酩酊,而余以泉醒”,又歌曰“北泉之水清浪浪,临池啸歌酒盈觞。清笳横吹声悠扬,纷纷壮士趋踉跄”[4](P164)。在勘察泉水、开凿蒙惠泉后,还大兴土木,先后建成了清宁堂、醒翁亭、醉歌亭、四望亭、达亭、药王阁等建筑,相应地创作了《西宁道题名记》《湟北蒙惠泉记》《北泉清宁堂记》《醉歌亭记》《达胜亭记》《定园记》等散文和《北泉杂咏》等诗歌(集中于《龙膺集》卷之七)。殚心吏治,兴社学,建军功修卫志,去任时,民攀泣不忍舍,后当地人将他塑像供奉于清宁堂。
龙膺博学才干、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仕途坎坷、好茶好酒、长于文章,饱浸浓墨,凝聚笔端,必不凡响。《龙膺集》全书近60万字。粗略统计,与青海西宁相关的文字约五万字,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扛鼎力作《蒙史》,值得青海人民、茶人、历史研究者广泛阅读、深入研究。据《蒙史》朱之蕃序:
吾师龙夫子,与舒州白力士铛,夙有深契,而于瀹茗品泉,不废净缘。顷治兵湟中,夷虏款塞,政有余闲,纵观泉石,扶剔幽隐。得北泉,甚甘洌,取所携松萝、天池、顾渚、罗岕、龙井、蒙顶诸名茗尝试之,且著《醒乡记》,以与王无功。千古竞爽,文囿颉颃,破绝塞之颛蒙,增清境之盛事。乃知天地有真味,不在(羏瞳)酪、姜椒、膻腥、盐豉间。而雅共清风,且推而与擐甲、关狐、荷毡披毳者共之矣。不肖幡曩侍宴欢,辄困惫于师之觞政。所幸量过七碗,不畏水厄耳。恨不能缩地南国,览胜湟中,听松风,观蟹眼,引满醉茶于函丈之前,以荡涤尘情,消除杂念也。日奉斯编,用为指南。辄不自谅小巫之索然,敬缀数语,以就正焉。[5](P368)
这是门人朱之蕃写的《蒙史》序言摘录。朱之蕃(1575—1624),字元升,祖籍金陵,明代大臣、书画家。万历二十三年科举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鲜。南京至今仍有朱状元巷。状元出身的朱之蕃,始终自谦为门人,足见龙膺的德才之高。
上马杀贼,下马煮茶。生活中的龙膺,性情中人,左右开弓,一手茶杯,一手酒碗,与我等凡夫俗子无异。他说:“予素有岩泉之癖,且嗜茶,生长泽国,多甘液。乃迟暮再入湟中,以饮泉为日用第一义。”[4](P677)
繁忙公务之余,在西宁北城墙外自己修建的亭台楼阁处,煮起蒙惠泉水,将内地各大名茶一一细细品尝,茶辅雅兴,品茶寄情,茶文抒志,超凡脱俗。
朱之蕃没有讲老师龙膺的名茶来历,是在西宁本地购买,还是来西宁任职时携带。毕竟自1490年起,按朝廷旨意,西宁茶马司召令商人从内地运茶,每人限300斤,官收四成,剩下180斤是允许自由买卖的,至明灭亡再无更改。这说明,在西宁地区是可以从茶商处私购茶叶的。
龙膺生于茶乡,出身官宦,当得茶之真味。当时明廷规定:普通百姓携带私茶十斤以下不问责。龙膺作为朝廷命官,赴任之际,当大大地采购一番,茶品丰富、茶量充足,携带私茶当远在十斤之上,应是当时的最好的茗茶,产地、条形、香味、制作都一流。再说,自古官场、民间流行“行茶礼”,每年采下的第一道新茶即是“礼茶”,上贡皇宫,下赠亲友,想来龙膺每年也能收到些许茶礼吧。
普通百姓喝的粗枝大叶老边茶,还仅产自川湘两地,其他地区的茶叶极少私贩到西宁边塞。自万历十三年(1585)起,“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不足,补以湖引”[6](P447)。自此湖茶正式定为西北官茶,清初仍如明代。这就是西北人民累世喝的边销茶。普通百姓喝茶就是喝茶,无非解渴、消食。
作为一个有层次、有品位、有抱负的朝廷命官,龙膺是选好景、煮好水、喝好茶,品茗见胸襟,喝茶讲民生,真品茗,真感怀,真抒情。
龙膺与西宁地区的文化人、各族上层人士有诸多交往,有诗词唱和答韵,边煮茗荈边做统战工作,不以外放西塞而消沉,积极乐观主动干工作。大力加强西宁茶文化建设,改进陈规陋习,选名泉、煮茗茶、作茶诗,著有茶文专著,身体力行,引领品茗新潮流,在西部边陲西宁播洒下了茶文化的基因和种子。综合目前的史料看,龙膺是当之无愧的青海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蒙史》就是他的茶学著作,系统全面,序言中称:
《蒙史》者,醒翁治兵多暇,著而勒之北泉者也。泉称蒙惠,故名因之。泉在湟之北,其上为庵者一,为堂者一,为轩者二,为亭者四,各有记,其续构精舍并碑焉。系以品者三:曰泉、曰茗、曰叕欠酒。悉述旧闻,合为《史》,得卷四。
湟居绝塞,不产稻粱,惟艺麦麋稗豌,啖牛羊潼酪,与羌习类。然非茗饮,则病晕不可活,而茶又无佳种,率官商采自楚蜀者,杂荈葭捣之,蒸如饼,坚如铁石。制竹为簏,实其中,用刀椎始碎,盖资以市番马,为战士需。商挽茶簏至,典者计算千百,半入所司,半令售于市,即民间暨羌氏所习啖者也。浓沉如墨如丹,而又以酥乳糁之,绝不知有烹法,亦无所择水矣。下吏执役者,又率不栉不沐,汗垢渍毛衣,齅若厕牏,弗可近其人。甘溷浊,干糒如饴,又安所事水?
予不忍绝塞人竟懵然罔识清净味,乃为品泉。得泉,已表而著之,令人人辨渑淄,别泾渭,无日以泥沙舄卤浇胸胃中。而又令知宇内另有一种嘉茗,一种烹制,非脂膏酥乳所可掺互,非生熟汤所可率意烹饪,非腥铛膻注所可共瀹,又非蓬首垢面龟坼其手者所可任炊调之役也。古人有“纱帽笼头自煎吃”语,今东南好事家率手亲为之,以为雅供。至攻茶具如时佣,亦齿于上客,故不惜搜引一二名言往迹,载之于篇,上者可从味因渐证湛明妙性,其次亦可稍涤烦恼尘根。[4](P59)
由此可知“蒙史”得名于“湟西宁之北”的“蒙惠泉”。
蒙惠泉,原为西宁城外的荒郊野地,相传崖边砂石缝中有两处清泉喷涌而出,清洌甘甜,汇集成池。明洪武十九年(1386),长兴侯耿炳文修筑西宁城时,正好将两处泉水砌在北墙外,因此夏季市民经常三五成群在此“浪山”,有人垒石野炊,有人煮泉品茗。约在明弘治年间,在此修建了香水寺,“泉水清香,寒洌且甘”,煮茶最美不过。万历三十八年(1610),龙膺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开发,修建了亭台楼阁,与香水寺连成一片,“膺饮湟之北泉,甚洌,合名曰蒙惠。以泉山下出,故曰蒙;味如惠泉,故曰惠”,起名为“蒙惠泉”[4](P362)。他又写道:“予素有岩泉之癖,且嗜茶,生长泽国,多甘液。乃迟暮再入湟中,以饮泉为日用第一要义。”[4](P167)作《试茶》诗三首赞道:
金仙曾供紫茸香,客饷松萝味亦强。
蒙水煎来应第一,不须扬子驿边尝。
家园谷雨剪新芽,气味浑如萼绿华。
持此能仁石岩白,舌尘不染悟三年。
绿雪涛翻博士垆,刚倾一滴湛冰壶。
只应紫笋称兰契,岂分黄芽唤酪奴?[4](P667)
此后一百多年间,经战乱,蒙惠泉风景点破败不堪。乾隆年间,百废俱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西宁县县令陈铦在此“浚池构亭,名香水园”,遂改称为原名“香水泉”。民国年间,西宁本土诗人基生兰作诗《春日游香水园即景》:“同人携酒到林间,忙日欣偷半日闲。碧草含情生石径,青杨带翠锁城阛。几重画阁近环水,数里烟村远接山。况值春雨风景丽,却疑此景即仙寰。”[7](P157)说明香水园是当时西宁广大群众踏春游玩之地,大约位置在今天的省中医院南门对面。20世纪50年代后,此处的建筑大多被拆除,香水泉名存实亡。2018年,香水泉遗址恢复重建工程胜利竣工。2020年,将香水泉遗址改造为“香水书院”,已正式对外开放,是市民文化活动乐园。
西宁,是龙膺的第二故乡,是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作为“副市长”,他协助正职,主抓了市政的全面建设,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倾注了一腔热血,政绩卓然,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的老领导。龙老文武兼备,文思泉涌,下笔千钧,不走近龙膺,不了解明末西宁的社会整体状况;不走近龙膺,不理解诗情茶意的人生。青海西宁人、广大茶人不妨多读《龙膺集》原著,这是研究明末青海西宁历史及茶文化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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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2](明)刘敏宽,龙膺.西宁卫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3]李逢春.青海河湟诗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4](明)龙膺.龙膺集[M].梁颂成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
[5]朱自振.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6]彭从凯.中国历代茶法概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7]李逢春.西宁历代诗人诗词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注:本文作者和朱晓峰,男,青海老茶文化交流品鉴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为青海茶史、黑茶文化。文章来源于《农业考古》杂志,仅供学术交流学习使用,切勿用于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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